星火初燃——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澳门的革命活动

吴志良

澳门虽曾长期处于澳葡政府的殖民管治之下，但澳门同胞的爱国传统从未中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进行革命斗争。从“五四运动”的爱国吶喊，到“五二九”惨案的正义声援，从大革命时期党组织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革命活动虽因地域所限而留下的资料“一鳞半爪”，却如星火般照亮了濠江两岸。

五四浪潮激荡濠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主义的浪潮也涌入了澳门。当时澳门虽在澳葡政府管治下，未形成统一的全澳性青年学生组织，但澳门师生仍以各种形式积极响应这场运动。据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澳门孔教学校的学生对于此次国耻异常愤恨，经已组织十一人团，实行抵制劣货，并派出演说团，虽有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

澳门童子军分部亦积极行动，“连日遣派队员往四乡演讲国耻，力劝人人抵制劣货。演讲队高树旗帜数支，上书‘晨钟暮鼓，警告同乡，振兴国货，毋忘国耻’等字样”。崇实、德华、铸民等十多所学校的员生，也分赴香山县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传抵制日货、废除密约，号召同胞奋起参加救国运动。处在殖民管治之下的澳门同胞，以各种形式表达爱国热情，同内地人民一道汇成反帝斗争的洪流。这份爱国情怀薪火相传，三十一年后催生了澳门第一个全澳性青年学生组织──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

五二九惨案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声援

二十年代初，澳门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廿八日黄昏，一名非洲籍葡兵在澳门街头非礼中国妇女，途人愤而痛殴葡兵，闻讯而至的葡警却拘捕了三名华人青年。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的工人、坊众涌往警署要求放人。次日清晨，受澳葡当局之命增援的葡兵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七十多人、伤一百多人，制造了轰动澳门和全国的“五二九”惨案。

这一惨案激起了澳门各界华人的极大愤怒，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在各行业工会组织下，三万多任务人罢工，学生罢课，澳门华商也宣布罢市。面对高压，澳门工人没有屈服，继续坚持斗争，迫使澳葡政府坐下来谈判，并部分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五二九”事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谭平山、张太雷等人的高度关注。张太雷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警告葡萄牙政府，组织关于葡案的宣讲队，并在中共创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声援澳门工人的文章。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共产党对澳门事务最早的系统性响应，标志着中共对澳门同胞命运的最初关注。

大革命时期党组织的建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组织名称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据中共澳门特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给省委的一份报告所载，当时澳门“只有十个同志还是比较积极”，报告坦陈了组织面临的困难，同时提出了“访寻失踪同志谈话”、“去工厂和码头把工人组织起来”、“吸收新同志”等工作设想。这些朴素的文字，透露出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不易与执着。

澳门党组织虽屡遭破坏，但党员独立进行的革命活动从未间断。从这些零星材料中可以看出，该时段澳门党组织很不稳定，名称也多次变更，但革命的火种始终未灭。

革命低潮时期的“避风港”

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南昌起义后，中央令广东暴动策应。叶季壮、张培道等接到通知到澳门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讨论响应叶挺、贺龙大军南下工作计划。会后，叶季壮在澳门新桥召开五邑地区党员会议，研究贯彻省委关于“全力接应八一南昌起义大军”的指示。

同年，中共“八七”会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会后，杨殷在澳门依靠潘兆麦建立南方局军委和肃反委员会领导机关。杨殷经常化装来往于港澳和省内各地指导工作。他派杨青山做交通联络员，往来港澳之间，将《红旗周刊》稿件带往澳门秘密印刷，再带到香港分发。为组织策应广州起义，杨殷还以庆祝生日为掩护，在澳门南湾一带某酒店召开南方局两委联席会议。

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起义人员撤退到澳门。党在澳门的机关负责接待和安置从广州撤来的同志，为他们解决食宿和出路问题。江门、中山等地党组织也在此期间撤到澳门，以澳门为驻地继续领导武装起义等工作。澳门，成为了革命低潮时期共产党人重要的“避风港”和“中转站”。

抗日烽火中的濠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身处澳门的共产党员敏锐把握形势变化，坚持抗日宣传，开展统战工作。一九三五年，受潘汉年领导、在香港从事地下联络工作的柯麟奉命到澳门开辟工作。是年秋，柯麟举家迁往澳门，以开设诊所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潘汉年交给柯麟一项特殊任务──与居住在澳门的叶挺保持联系。在柯麟的安排下，中共中央派来的张云逸与叶挺见面，请其出任新四军军长，为国共联合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六年，廖锦涛、陈少陵等在澳门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理事会等社团组织。一九三七年春，廖锦涛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中共澳门工委组织委员。一九三七年六月，广州市委委派杜晓霞、廖锦涛赴澳门开展建党工作。十一月，中共澳门支部成立；一九三八年一月改为澳门特支，后发展为澳门工委。

澳门党组织成立后，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校中培养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学生支部、妇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关、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到广州失守时，澳门党员已达三十至五十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发动下，澳门成立了以中共党员廖锦涛等为理事的“四界救灾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当天，四界救灾会成立了以廖锦涛为团长的回国服务团，先后组织十一个队共一百六十多人奔赴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濠江中学也成为中共在澳门的地下交通站，掩护接送了不少抗日人士。

星火何以燎原

回顾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澳门的革命活动，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逐渐显现：从“五四运动”时期澳门师生的自发爱国行动，到“五二九”惨案时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正义声援；从大革命时期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的建立，到革命低潮时期澳门作为“避风港”的特殊作用；从抗战初期澳门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到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奔赴前线的壮举──中共在澳门的革命活动虽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却从未中断。

澳门虽地域狭小、人口有限，但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背后，既有澳门特殊政治地位所提供的活动空间，更有澳门同胞根植于血脉的爱国传统。星火初燃，终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澳门的革命活动，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日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埋下了深厚的历史伏笔。

（原载：《澳门日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