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擘画——建国初期“暂不收回、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

吴志良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大军直抵深圳河畔。河对岸，港英当局人心惶惶，一场所谓的“香港保卫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此时，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却向对岸发出了“暂时不动”的信号，解放军奉命停止前进，“勒马深圳河”。

这一决策令许多人感到不解。难道是因为惧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年后，当毛泽东向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解释这一决策时道出了其中深意：“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一项超越意识形态的战略决策

“暂不收回”绝非临时起意。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番话语，展现了一位战略家超越一时一地、着眼长远大局的胸襟与远见。

1949年初，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会谈时再次阐述了这一思路：“先把大陆事情解决，海岛可用和平方式，暂时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利用它的原有地位对我进出口贸易有利"。同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新中国确立了“暂时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澳基本政策。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

这是一项从更好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意识形态束缚的战略决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港澳的主权要求，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另一方面，强调在具体解决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三项条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暂不收回，并非放任不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传递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项条件：一是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是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与北京方面约定秘而不宣。从此，中英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香港在冷战的最前沿保持了相对平静，而新中国的主权尊严也得到了切实维护。

周恩来曾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在维护主权中展现坚定立场

暂不收回，并不意味着对主权问题的任何退让。一旦殖民当局试图挑战中国的主权底线，新中国毫不犹豫地予以坚决回击。

1952年7月，澳门葡兵蓄意挑起“关闸事件”，突袭中国边防军，并用大炮轰击拱北中国居民。中国军民予以猛烈反击。最终，葡方公开道歉、赔偿损失，降旗并将岗哨撤至关闸澳门一侧，事态才得以平息。

1955年，葡萄牙殖民当局又公开宣称将澳门改为“澳门省”，并计划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举办“澳门开埠40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10月8日，周恩来严厉指出，葡萄牙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在强大的外交压力下，葡方最终以经费不足为由取消了这一计划。

1951年4月，港英当局劫夺中国“永灏号”油轮，中国政府在多次抗议无效后，决定征用英国在我国各地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周恩来义正辞严指出：“如果英国敢于扩大报复，则它在华的两亿英镑投资，便是报复代价。”

这些事件充分表明：暂不收回，绝不是软弱可欺。新中国在港澳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原则性——主权不容挑战，底线不容触碰。

“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暂不收回、充分利用”的战略价值，很快在新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中得到了验证。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封锁禁运。但由于香港在英国控制之下，西方国家不可能像封锁内地一样封锁香港。仅1951年，内地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约60%就是经过香港转口的，这些转口的进口产品中，甚至有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

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身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在于清醒地意识到英美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和分歧。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用周恩来的话说——“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

正因如此，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这正是“暂不收回”战略决策的外交红利。

为“一国两制”埋下历史伏笔

1954年，周恩来在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时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耐心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

从1949年解放军“勒马深圳河”，到毛泽东、周恩来有生之年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暂时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为新中国在冷战的惊涛骇浪中守住了一个宝贵的对外窗口，更为数十年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埋下了深厚的历史伏笔。

历史证明，“暂不收回、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战略擘画——用一代人的战略耐心，换取了一个国家的战略空间；用“暂时维持现状”的审时度势，为“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铺就了历史之路。

（原载：《澳门日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