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社团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

吴志良

社团改革的另一关键战场，是资助体系。如果说《社团法律制度》解决的是社团“如何生、如何死、如何管”的制度框架问题，那么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解决的则是社团“如何活、如何强、如何优”的资源动力问题。二者一刚一柔，一为规制、一为引导，共同构成了澳门社团改革的一体两面。

为什么要改：审计报告揭示的深层问题

基金和部门对社团的资助发放，历来是审计署重点关注的对象。审计署多次公布对社团的资助发放衡工量值式审计报告，发现了许多监管上的问题，并定期跟进，要求改正。这些报告揭示的，不仅是监管的缺位，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重批轻管”文化——审批慷慨大方，后续监督乏力；拨款积极迅速，评估形同虚设。当资源分配的尺度不再是项目的实际成效，而是关系的亲疏远近，公共财政的效益便无从谈起。

改革的方向：从“随到随批”到“绩效监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启动了系统性的资助改革。自启动资助改革以来，逐步建立了一套以“资助计划”为核心、“统一评审”为机制、“绩效监察”为保障的新模式。过往“随到随批”的开放方式，已转变成更制度化、透明化和精准化的运作。这一转变的核心，是资源分配逻辑的根本性变革——从“投入”转向“产出和影响”，从“行政主导”转向“竞争获取”，从“过程管理”转向“结果导向”。

改革首先体现在归口管理上。自按归口管理、集中申请原则，就特定领域推出资助计划后，审批程序更趋规范、透明和公平，社团也逐渐适应。2024年，以澳门基金会为例，现场跟进544次，对社团迟交报告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发出280次书面警告，99宗因迟交报告需扣款5%。这些数字表明，监管已从“纸面”走向“实地”，从“柔性提醒”走向“刚性约束”。

2027年新措施：公开、竞争、择优

改革的步伐并未停歇。2027年，澳门基金会将进一步引入新措施，包括公开资助名额、统一文件要求、鼓励优质项目、提高品牌活动的门坎、加强监察力度。这五项新措施，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资助过程更加透明，让资源流向更有价值的项目。

与此同时，明确以“择优批给”为原则，以项目为主导。在总资助预算基本不变，且项目申请量持续上升的前提下，资助评审对项目的社会效益、规划完善度、社团的管理水平和执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符合资助要求或曾获资助的项目并非必然获得资助。竞争将更加激烈，但唯其激烈，才能筛选出真正优质的项项目。在预算盘子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申请量的持续上升意味着僧多粥少将成为常态，这也倒逼社团必须提升项目质量，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改革的多重意义：从“给钱”到“赋能”

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其意义远不止于“省钱”或“管钱”。

对政府而言，这是公共财政资源使用效益的提升。当每一笔资助都以“社会效益”为衡量标准，当每一个项目都要接受“规划完善度、管理水平、执行能力”的多维评审，公帑的使用便有了明确的绩效标尺。从审计报告揭露的逾期提交报告个案到如今的制度化监管——这是一条从“粗放管理”走向“精细治理”的必经之路。

对社团而言，这是从“等靠要”走向“强身健体”的转型机遇，社团需要“识变、应变、求变”。社团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再依赖关系的亲疏或历史的惯性，而必须依靠项目的质量和服务的实效。月前，我们在社团年度资助讲解交流会上，向社团提出四个方面的提升建议：第一，对接国家战略，将社团服务与大湾区建设、横琴合作区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相结合；第二，强化价值引领，更自觉地弘扬“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第三，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与覆盖面；第四，构建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减少对单一财政来源的依赖，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希望社团实事求是，量力而为，深耕细作，做精做专，共同摇讨社团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建设者”转型的清晰路径。

对政社关系而言，这是从“庇护-依附”走向“伙伴-赋能”的制度保障。当资助的分配不再取决于关系的亲疏，而是项目的优劣；当社团的生存不再依赖“跑部钱进”，而是服务的能力——政社关系便从一种“施恩-受惠”的不对称关系，走向了一种基于共同创造公共价值的平等伙伴关系。社团不再是政府的“附庸”，而是政府推动社会进步的“伙伴”。

改革的挑战与前景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绩效化转型同样面临现实的挑战：既得利益的阻力、传统思维的惯性、部分社团能力不足的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化解。但方向已经明确，步伐已经迈出。

2026年，审计署以“回头看”的方式持续跟踪各公共部门及机构对过往审计发现的整改情况和成效。结果显示，整体大有改善。这些改善的背后，反映了从“随到随批”到“统一评审”、从“重批轻管”到“绩效监察”的系统性转变。

结语：一场资源分配逻辑的革命

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资源分配逻辑的革命。它改变的不仅是“钱怎么花”的技术问题，更是“谁来决定、凭什么决定”的权力逻辑。当“绩效文化”取代“人情文化”，当“透明原则”取代“暗箱操作”，当“竞争机制”取代“平均主义”——澳门的社团资助体系便不再是简单的“给钱机制”，而是推动社团高质量发展的“导航系统”，期望以此引导社团实现高质量发展、帮助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为目标，共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资助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分公帑都用在刀刃上，让每一个社团都在竞争中成长，让澳门的社会治理在“法治”与“活力”的双轮驱动下，走向更加成熟、更加现代的明天。

（原载：《澳门日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