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社团改革的多重意义

吴志良

从《社团法律制度》的制度重构到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从“休眠社团”的常态化清理到政社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这一系列改革的深层意义，正在从多个维度徐徐展开。

社团是澳门特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长期在民生服务、社会建设、公益帮扶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次改革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关乎社团、政府、社会与国家四个层面的深刻变革。

对社团的意义：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机遇

改革的首要意义，在于为澳门逾1.2万个社团提供了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的历史机遇。

新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社团发展的制度痛点。现行社团管理规范分散、法条零散，长期存在规则模糊、流程繁琐、监管缺位等问题。从“有进无退”到“进退有序”——退出机制的建立，让社团生态不再淤塞。

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则为社团的“强身健体”提供了动力。当“绩效文化”取代“人情文化”，社团的生存发展必须依靠项目质量和服务实效，而非关系的亲疏。社团“识变、应变、求变”——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存的法则。推动社团服务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向“需要什么提供什么”，从“为资助而生、为项目而存”的僵化状态中走出来。

骨干社团已经行动起来，将“守正创新”作为核心战略，不断推进社团改革发展。当社团从“被动接受者”走向“主动建设者”，当内部治理从“家长式”走向“参与式”——社团的价值便从“补位”走向了“共创”。

对政府的意义：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

改革的第二重意义，在于为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制度抓手。

统一监管主体的确立，解决了过去社团管理“九龙治水”的分散状态。身份证明局统一处理社团设立流程并承担监管职责，结束了超过10个法律分散规范的混乱局面，确保社团受到有效、公平及合理监管。这不仅是行政效能的提升，更是治理逻辑的重塑。

资助体系的绩效化转型则为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提供了明确的绩效标尺。从“随到随批”到“统一评审”，从“重批轻管”到“绩效监察”——当每一笔资助都以“社会效益”为衡量标准，公帑的使用便有了清晰的导航。

许多社团对修法表示认同和全力支持，指出健全社团运作的法律制度有助提升特区依法治理效能，筑牢基层治理体系。岑浩辉更明确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始终秉持澳门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大家一起办”的理念，携手爱国爱澳社团，共同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当法治与善治在社团领域深度融合，特区的治理效能便有了更坚实的制度根基。

对澳门社会的意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性工程

改革的第三重意义，在于为澳门社会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社团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公益服务、民生保障等各个领域，修法从多维度规范社团管理和运作，有助引导社团健康高质量发展，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澳门形成了“政府——社团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模式。当“休眠社团”被清理、当“殭尸”资源被释放、当每一笔资助都流向真正产生社会效益的项目——基层治理便有了更高效的运行机制，社会资源便有了更精准的配置方式。改革的深层意义，正在于让澳门的基层治理从“粗放管理”走向“精细治理”，从“人治传统”走向“法治规范”。

对“一国两制”的意义：澳门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

改革的第四重意义，在于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行稳致远提供了更深层的制度保障。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既源于制度设计，更植根于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基因。社团网络是澳门城市的“微血管”，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爱国爱澳社团通过覆盖全澳的小区服务网络，将国家安全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守护家园”的具体行动。

澳门已形成“政府引导、社团协同、民间参与”的成熟治理格局。岑浩辉期望社团“充分发挥爱国爱澳重要社团的引领作用，传承和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面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形势、新任务，他希望社团“传承创新，再接再厉，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社团改革是澳门从“社团社会”走向“善治社会”的关键一步。当“绩效文化”取代“人情文化”，当“透明原则”取代“暗箱操作”，当“竞争机制”取代“平均主义”——澳门的社团社会便不再仅仅是“数量型”的密集网络，而是“质量型”的治理共同体。当社团从“庇护——依附”型组织转型为“伙伴——赋能”型组织，“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便有了更深厚的社会根基。

结语：迈向“新社团社会”

社团改革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完成优秀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一个更具代表性、专业性、透明度和活力的“新社团社会”正在形成。它将与一个更加高效、法治、负责任的“强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支撑澳门“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并为全球的多元治理实践提供一份独特的“澳门方案”。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立足新时代澳门高质量发展、经济适度多元转型的新形势，持续深化社团制度改革，既是启动澳门基层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更是夯实特区治理根基、护航澳门长远繁荣稳定的必然路径。社会应共同促进社团可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为澳门良政善治贡献力量。当“新社团社会”真正成型，“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必将迈上新的台阶。

（原载：《澳门日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