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预出版丨信念的张力：长征胜利的结构性逻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本文将刊于《阅江学刊》2026年第5期

摘 要 信念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提出“信念即张力”的命题，构建意义打底、认知运作、制度保障的三层分析框架，揭示信念在长征这一极端情境中的内在结构：在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张力中，信念完成了对意义的编码、转化与打底，使个体死亡融入集体不朽；在退却与前进的战略张力中，信念展现了不确定性下的决断能力，使战略退却在认知运作中转化为战略进攻；在自由与纪律的组织张力中，信念实现了制度化的自我锚定，使个人信仰上升为组织惯性，成为信仰自觉的制度保障。三层结构交互碰撞，激活淬炼，共同构成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仰坚守，成为长征胜利不可替代的“逻辑引擎”。

关键词 长征胜利 长征精神 价值张力 战略张力 组织张力

作者简介

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目 录

一、引 言

二、个体与集体：意义供给下信念的价值张力

三、退却与前进：认知运作下信念的战略张力

四、自由与纪律：制度保障下信念的组织张力

五、结 语

一、引 言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约8.6万人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启了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血战湘江后，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随后，中央红军历经无数次血战和绝境跋涉，全程跨越11个省，翻越40余座雪山，跨过近百条江河，穿越茫茫无人草地，平均每天行军70余里，平均每行进数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抵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

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近现代革命转危为安的最重要转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支队伍没有被拖垮、没有被打散?

信念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过往研究者多将“信念”作为长征胜利的终极答案，很少追问：信念本身由什么构成？如何运作？怎样持续？信念的张力并非静态，而是在极端革命环境下多组对立关系相互碰撞、制衡、融合之后，反向淬炼而成的意义之网。

强调信念不是单质的精神现象，而是在三个层面同时运作的结构：意义层面从价值张力入手，分析信念如何将个体的“死”转化为集体的“生”，回答了“为何值得”，为牺牲提供合法性；认知层面的战略张力，回答了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如何行动”，为决策提供框架；而制度层面的组织张力，则揭示了信念如何制度化，回答了“何以持续”，为信仰提供载体。

本文试图就个体与集体、退却与前进、自由与纪律下的价值张力、战略张力和组织张力，进行系统阐释与深入剖析，揭示信念是长征胜利根本保证的“逻辑引擎”。长征的胜利，不仅在于其各要素的独立强大，更重要的是“价值张力”“战略张力”与“组织张力”这三者之间形成高度动态的耦合机制。三重张力不是平铺的，而是一种“内核—中枢—载体”的递进咬合。

价值张力是“动力源”，它为战略与组织提供方向性的“势能”，运筹帷幄。这种源于初心信念与残酷现实巨大反差的张力，构成了整个系统的初始驱动力。价值张力将抽象的“纲领”转化为具象的生存意志，使后续一切战略调整与组织重构，获得了超越单纯军事得失的终极价值诉求。价值张力定义了“为何而战”的唯一至上性，从而为战略和组织注入了强大的容错空间。

战略张力则是“传动轴”，它将价值势能转化为具体的“动能”。长征中的战略目标是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难与红军摆脱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在高压与最低生存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强度对抗。这种“极限拉扯”所产生的战略张力，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组织，必须不断进行“奇正相生”的战术创新，方能生存。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它既要承接价值张力的刚性，又要适应组织张力的弹性。

组织张力作为执行载体，完成从“动能”到“效能”的最终落地。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俄界会议等不断整编、战斗和内部反分裂，催生了高度韧性与自我净化的组织张力，确保了“战略张力”催生指令，穿透极端环境，直达基层。同时，组织在承压中形成的民主集中制，又反过来巩固了“价值张力”的纯洁性，防止因战略转移而导致信仰离散、失落。

三者由此形成一个“势—动—效”的闭环(图1)：价值张力激发出不可动摇的“意志势能”，战略张力将其转化为灵活机动的“军事动能”，组织张力则最终沉淀为坚不可摧的“制度效能”。由此，形成一个“信念”定魂、“张力”赋形、“结构”析理、“耦合”成势的正反馈闭合系统。

价值张力是“定盘星”，确保战略张力不会沦为机会主义。而战略张力在中层承前启后，确保组织张力不会沦为机械执行。组织张力“筑基”托底，又反过来不断滋养和印证初心的价值信仰。这样一种逻辑结构，使得“价值张力”“战略张力”与“组织张力”三者紧密咬合，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形成三个维度的层层递进，既有史诗般的壮阔，又有系统的精密，构成一幅前无古人的壮丽革命画卷。

二、个体与集体：意义供给下信念的价值张力

通过个体与集体，来彰显信念的价值张力，是一个意义预设问题，是基于个体小我服从人民大我的初心逻辑，揭示在长征中“为谁而战”，回答“为谁活着”“为谁吃苦”“为谁牺牲”“为谁前行”的根本命题。

(一)意义价值预设：确立为谁而战跟谁走

1921年，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条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里也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中国工农红军自诞生起，就开宗明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宗旨。

这样一种初心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旧中国土地分配极度不均，农村60%以上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广大贫雇农无地或少地，饱受地租、高利贷剥削，“耕者无其田”是农民最大的苦难。1924年6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36期发表《农村运动》，明确指出：“农民解放第一件大事，便是解决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式拉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序幕。经过宁冈大陇、桂东沙田初试，后在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境内普遍开展，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1928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党制定的第一部农村土地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农民分田的权利。数百万农民分到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援红军，成为红军最稳固的群众基础和工农武装参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核心支柱。对这样一种翻身农民得解放的生动景象，毛泽东曾在1929年秋天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土地革命不是“经济政策”，而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对获得土地的农民来说，是意义价值层面及时雨般的供给。当农民亲眼看到“跟着红军能分到地”，他就获得了一个朴素的答案——“我打仗是为了我的地和我的未来”，这个朴素答案恰是意义链条的关键一环。分得土地的农民为保卫土地而踊跃参军、支援前线，源源不断补充红军，支持反“围剿”战争，参与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土地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后来的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意义价值转化：个体死亡与集体不朽

长征的信念建设，是把个体死亡融入集体不朽的革命实践。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是长征之初最惨烈的一仗。红34师负责掩护，在湘江战役中担负着护卫中央纵队渡江的重任，孤军留在湘江东岸，退路被截断，陷入重围。师长陈树湘率全师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官兵大部牺牲，部队被彻底打散。激战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负重伤，失血昏迷，苏醒后不幸被俘。

敌人发现俘虏的是红军师长，欣喜若狂，打算抬到县城邀功示众。陈树湘不愿受敌人羞辱，趁敌兵不备，悄悄把手伸进腹部伤口，掏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树湘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用这种决绝惨烈的方式践行初心。陈树湘带领的这支“铁血部队”用生命换来了中央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的宝贵时间。

陈树湘的“断肠明志”，从意义价值供给来说，是一个死亡叙事的凤凰涅槃。他无法改写“会死”的事实与命运，但他改写了“死意味着什么”的价值意义。他用自己的终结，从“被敌人杀害”转变为“为信仰献身”。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 ，是对红军过草地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精神的情景再现，是对他们执着信念的最好诠释。那张油布层层裹紧的小包，那本党员证和七根干燥的火柴，把自己可以使用的生存资源（火柴）转化为被他人使用的遗产，深刻揭示了在红军的信念体系中，为他人“传递”的价值高于自己“使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的最高意义，不是自己能做什么，而是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后来者能够继续前行的“踏脚石”。

过草地时，许多革命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做的事，就是把干粮袋上的姓名布条撕下来交给战友说：“到了陕北，替我报个到。”它表明，即使死亡即将到来，信念依然坚守，我的生命可以终止于此，但我的名字、我的归属，为了那个叫“陕北”的应许之地——会继续前行。

“替我报个到”的普遍化现象，说明死亡在红军中已经不是哀悼缺失，而是将每一个死亡都编码为“队伍中减少了一个名字，但那个名字到达了陕北”。死亡因此被吸纳进一个集体的抵达叙事，信念把每一个人的死亡都编织进一张更大的意义之网，从而使生命不再是纯粹地消逝，而是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的那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长征幸存者时，一位小战士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小战士讲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我们”是长征中二十万前赴后继的红军群体，当它被无数人同时持有，并在彼此的注视中得到确认，它就具有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执着。因此，外部世界无法提供确定性时，信念就从内心“创造”出确定性。“信仰不是认识，而是意志的决断。”

真正的信念是在黑暗中先迈出左脚，然后让右脚跟上——不是先看见路再走，而是先走，即使起初看不清，却依然选择迈出那一步，并在行走中让路真实起来。路在脚下，你不能等到百分之百确信才出发，因为那样的确信永远不会等来。

威廉·詹姆斯在其《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曾转述托尔斯泰的名言：“信仰即生命本身的感知，依靠这份感知，人才不至于自我毁灭、得以存续；信仰是人赖以生存的力量。倘若人不相信自身活着有某种意义，人根本无法存活。” 这个“迈出去”的动作，就是意志力量的决断，是你存在的重量所在。

(三)意义价值确立：铸就民族命运共同体

长征队伍纵横十余省，途经彝、藏、回、苗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隔阂深、环境陌生、敌情复杂。但红军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尊重民族习俗、团结各族群众，用真诚行动打破千年隔阂，赢得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不管是彝海结盟，还是甘南藏族卓尼土司杨积庆让道济粮，其意义都不是“民族团结”四个字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标志着原本以“阶级”为核心编码的“我们”，通过“歃血为盟”这一仪式，将“彝族兄弟”也编织进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共同铸就民族共同体的伟大目标。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北上大渡河后，必须穿过四川冕宁大凉山百里彝区。当地彝汉长期隔阂，国民党长期欺压、造谣抹黑红军，彝族群众对汉人军队充满戒备，沿途阻拦红军通行。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彝区，复刻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果基约达），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以诚相待，打消了顾虑，主动提出按彝族传统，歃血结拜为兄弟。

当晚，刘伯承设宴款待小叶丹，赠予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红旗，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赠送枪支，支持彝族人民反抗压迫。小叶丹信守盟约，亲自带领族人分段护送红军，七天七夜全程引路，让数万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平安穿越百里彝区，直达安顺场，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争取到了关键时间，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堵计划。

红军离开后，小叶丹仍然坚持斗争。1942年，小叶丹遭国民党收买的部落武装伏击牺牲，临终前，他叮嘱家人要好好保存红军旗帜。1950年四川解放，小叶丹妻子将珍藏多年的队旗上交政府，如今，这面旗帜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进入西北回民聚居区后，红军严格尊重清真习俗、禁食禁忌，保护清真寺、尊重宗教信仰，不扰民、不犯禁，积极团结回族群众，建立回民自治组织。红军以诚待人、以信立人，迅速赢得回族群众信任支持，为顺利北上筑牢群众根基。

甘南藏族卓尼土司杨积庆的护红义举，是长征中民族团结、民心所向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之一。1935年9月，中央红军历经草地绝境、极度缺粮断炊，疲惫奔赴甘南迭部、卓尼地界，前有腊子口天险阻拦，后有国民党重兵追击，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

当时，国民党严令第十九代卓尼土司杨积庆出兵堵截、围剿红军，威逼利诱、层层施压。杨土司不顾蒋介石给西北剿共总指挥朱绍良、鲁大昌等人堵截围攻北上红军的三令五申，想尽一切办法支援红军安全过境。杨土司下达书面指示说：“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不要阻击红军，给红军粮食吃。”

当红军到达时，仓管把粮仓打开，将囤积的近30万斤小麦、青稞、2000多斤食盐尽数留给红军补给。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亲自到场登记物资，写下借粮借条，取出随身携带的财政部公章，留下凭证，承诺革命胜利后必定如数偿还。如今，当年的印章陈列于腊子口纪念馆。

据了解，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约6万人，先后经过迭部，除放粮接济红军，杨积庆秘密选派熟悉地形的藏族同胞充当向导、侦察敌情、指引腊子口行军路线，直接助力红军攻克腊子口、走出甘南险境，为顺利北上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三、退却与前进：认知运作下信念的战略张力

退却与前进是一对矛盾，退守以空间换取战略新生，实现了战术被动退却与战略主动前进的辩证统一。在信息严重不完备、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条件下，如何在不确定中做出判断，是信念决定战术选择，还是战术塑造信念，士兵是如何接受这些判断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认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一)认知纠偏：从“逃跑”到“转移”的信念重构

通道转兵首次实现了战略转移中的认知纠偏。

第五次反“围剿”，因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出发时的8.6万余人仅剩3万左右，部队疲惫、弹药匮乏。红军将士不知为何而走、为何而战。红五军团34师长征出发时完全服从李德“堡垒对堡垒、正面硬顶”指令，湘江血战4天5夜，全师数千人几乎拼光，战友成片倒在江边。

士兵私下普遍抱怨：“只晓得往前冲、闷头赶路，敌人越打越多，人越走越少，这么打、这么走就是送死。”连队出现公开质疑指挥员战术、不愿再无掩护硬拼，甚至有人掉队不愿继续长途行军的情况。“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仍坚持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多次批评错误军事路线，得到张闻天、王稼祥支持，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军事路线出现分歧，急需调整行军方向。此时，国民党早已识破意图，调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布下重兵，若按原方案前进，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巨大风险。

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县（今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临时紧急碰头会。会上毛泽东提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危险计划，立即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优先占领贵州黎平，避实击虚，摆脱国民党主力围堵。多数领导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临时改变行军路线，决定红军转兵西进入黔，史称“通道转兵”。通道转兵是长征途中第一次重大行军方向调整，避开湘西敌军重兵包围圈，挽救中央红军于覆灭边缘，避免了又一场惨烈血战。

红三军团17岁战士罗明远在长征结束后回忆道，湘江战后翻越老山界，连日血战加连续夜行军，初期极度疲惫，边走边哭，多次跟班长说“实在走不动，不如停下来跟敌人拼一场，不想再没完没了爬山跑路”。指导员沿路宣讲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思想，告知“走路不是逃跑，是绕开强敌、找弱敌再打，保住人才能报仇”。

翻山途中遇小股敌军，连队灵活迂回避开、不硬拼，夜间借山路甩开追兵。翻越山顶后，罗明远心态逐渐转变：主动帮伤病员扛枪，主动加快行军速度，他说“现在懂了，能走才能打赢，硬拼只会把命白白丢掉。”

通道会议未形成正式决议文件，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正式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以文件形式确认进军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方针，从组织层面否决了北上湘西计划，巩固通道转兵的成果。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从认知角度破除了博古、李德对原定计划的“确定性依赖”。他们认为只有按原计划才是“对的”，改变方向就意味着“失败”。

而毛泽东的转兵提议，则是认知框架下的“退”被重新解释为“进”，本质是一次认知转换，只有“迂回才能到达”的战略战术逻辑。从被动突围转向主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思路，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调整军事领导，撤销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参与核心军事决策。遵义会议从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中央抛弃脱离国情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不再盲从外来教条，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会议明确了全新作战原则，依托山区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寻找薄弱敌军主动歼敌；不固守固定行军路线，以大范围调动敌军创造战机，从组织与理论层面，正式确立“出奇制胜”的运动战路线。红军从此结束了自瑞金出发以来，一路被动挨打的局面，奠定了长征胜利与后续革命的发展根基，也为后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筑牢根本。

(二)拨乱反正：“走”与“打”的辩证法的认知革命

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换人，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新的认知框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这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它把“走”纳入了“打”的范畴，使“退却”不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胜利的准备工作”。真正的信念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勇于承认错误、调整方向，在实践中形成了“走”与“打”的辩证法。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40万军队，合围仅有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妄图将红军消灭于川黔滇交界。毛泽东指挥3万兵力周旋于40万敌军之间，在三个月内四次往返赤水河，作战方向十余次变更：一渡赤水引敌向西；二渡赤水回师娄山关，击溃黔敌两个师再占遵义；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主力西追；四渡赤水快速折返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完全牵着数十万敌军来回奔波，四渡赤水不是“硬碰硬”，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曾称“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红军战士对此也有深刻理解和行动。红一军团二师普通士兵王怀忠，长征结束后回忆：一渡赤水初期，部队反复折返来回行军，战士普遍不解，私下抱怨“绕来绕去天天走路，仗打得零碎，什么时候是个头”，部分人产生懈怠，行军拖拖拉拉，遇敌只想就地死守，不愿主动转移;二渡赤水娄山关战斗，部队依托机动行军甩开中央军，集中兵力击溃黔敌两个师，缴获大量物资，伤亡极小。

此战之后，王怀忠完全扭转认知：之后三渡、四渡赤水强行军时，不再抱怨折返，反而主动观察地形，向排长提议“快速穿插甩开追兵，找敌人薄弱处再打”；行军途中主动维持队列，连续昼夜奔袭毫无怨言。 前期反感迂回折返的“反复走路”，追求阵地硬战；娄山关大捷后认可机动行军的战术价值，愿意为创造战机长途奔袭。

巧渡金沙江，避实击虚，用机动创造战机，跳出敌军围堵，标志红军彻底摆脱长征以来敌军持续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根本转机。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图谋，为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扫清了道路，成为北上战略的重要保障。

走与打的辩证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军事思想。“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恰是“存地失人”的教训，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而长征则是一场“为了保存人而放弃地”的果敢撤退——放弃南方根据地，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看似失地，实则是通过运动战保存了革命火种。红军虽损失巨大，但骨干力量得以保存，最终在西北完成战略集结，从根本上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企图。

长征中的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核心就在于不固守阵地，而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在机动中寻找战机。这体现了“存人”基础上的灵活战术，用空间换取主动，避实击虚。包括后来在陕北面对十倍于己的胡宗南部队时，这一思路发展为“蘑菇战术”——主动撤离延安，利用陕北地形拖垮敌人，再集中兵力寻机歼敌。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超越了军事层面，展现了深远的政治远见。“存人”的底气，来自人民。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言，人民战争不取决于城市得失，而取决于能否解决土地问题、赢得民心。长征中群众的支持，就是“存人”最深厚的土壤。只要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失去的土地终将夺回，这才是“人地皆存”的终极保障。

信念的战略张力在于，不是“我知道会赢”的确定性，而是“即使不确定，我仍选择在此刻以‘赢’的姿态行动”的决断。它不要求“每战必胜”，而是要求“最终能胜”。在退却中保持前进的信心，在失败中积蓄胜利的条件，这是信念赋予红军的战略智慧。

信念不是终点处的奖赏，而是起点处的燃料；不是对结果的担保，而是对过程的赋形。“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长征胜利九十载，当我们回望那条血与火铺就的道路，最震撼人心的不是战术的精妙或武器的优劣，而是在那些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眼中，始终不曾熄灭的光。那光不是来自外部的某盏灯，而是来自他们内心共同守护的那盏“信念”的火种。

(三)信念落地：从“不理解”到“跟着走”的认知转化

长征中的信念落地，从上到下都有一个认知转化的过程。长征初期，包括张闻天也认同“左”倾教条军事方针，对毛泽东机动歼敌战术心存保留；湘江战役惨重伤亡使其对错误路线产生深度质疑。行军途中他与毛泽东、王稼祥朝夕交流，在通道、黎平会议上率先支持转兵贵州，遵义会议上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全程维护党中央正确指挥，完成从思想迟疑到自觉追随的认知转变。

林彪开始也是质疑迂回战术的，四渡赤水连续折返行军造成部队极度疲劳，林彪囿于局部损耗，难以理解兜圈子机动跳出包围圈的战略布局，私下抱怨部队专走“弓背路”，并致信中央三人小组提议更换前敌指挥。1935年5月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结合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全局形势阐释运动战价值，对比湘江硬拼惨败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战果，林彪认清自身片面战术视角，会后坚决执行北上全部作战指令，完成对中央军事指挥的全面认同。

长征出发前，全军未开展充分战略动员，群体层面普遍迷茫。徐柏生1922年生于四川古蔺，1935年红军途经家乡时年仅13岁，主动参军成为红一军团通讯员。四渡赤水阶段部队反复折返、昼夜急行军，少年体力难以支撑，起初满心不解：明明距离长江渡口不远，却反复渡河迂回，私下和战友抱怨“来回兜圈子，纯白费力气”，一度滋生掉队回乡的念头。

鲁班场战斗后，他亲眼见证红军佯动调动四十万敌军、跳出合围的奇效；连队干部结合敌情讲解机动战略，沿途打土豪分粮、宣传北上抗日主张，官兵同甘共苦、首长帮小红军背装备。残酷敌情与战场胜利形成鲜明对比，徐柏生读懂了迂回行军的战略意义，消解全部困惑，全程紧跟队伍，走完长征，终生认定只有跟着党中央才能救国救民。

钱阿毛是江西苏区老兵，长征全程担任连队炊事班长。四渡赤水连续折返行军，炊事班要肩挑六七十斤炊具、粮食，每日比作战战士多走十余里路，常常整夜生火做饭，休息时间极少。初期他十分不解：放弃稳固苏区、无休止来回转战，每日负重奔波看不到尽头，私下向司务长诉苦，认为硬拼直走才是出路，对迂回机动战术心存抵触。

二渡赤水娄山关大捷后，连队官兵伤亡极少、缴获大量物资，反观湘江硬拼带来惨重牺牲；行军途中他亲眼看见朱德、周恩来等首长同战士一样吃野菜、扛行囊，绝不搞特殊，政治部持续宣讲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长远目标。亲眼所见的胜负对比、官兵一致的作风、群众拥护红军的现实，让钱阿毛扭转了认知，明白迂回是保全队伍的唯一办法。此后他主动承担最重担子，宿营后等所有人休息才生火，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始终守住炊事岗位，以后勤保障践行“跟着党往前走”的信念，最终牺牲在草地。

13岁少年通讯员徐柏生、连队炊事班长钱阿毛两名普通基层士兵，以切身劳苦直观呈现四渡赤水期间官兵对迂回战术的普遍不解，二人分别从少年视角、后勤视角，在战斗胜利、官兵共情、群众实践的多重视角下完成思想转变，印证底层士兵“从不理解到主动跟着走”的信念落地路径。

不管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士兵，这样一种认知的转变，不是告诉他们“为什么退”，而是让他们在“退”中依然相信是“进”；不是让他们理解每一次变向，而是让他们相信“跟着走”就能到达，这恰恰是“信念作为认知引擎”最生动的体现。

这一系列频繁变更方向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在红军指挥员中产生了巨大认知转变，使信任重新被理解和确立。当环境复杂到无法用理性计算时，信念则提供了一条替代路径，信念让“模糊的方向”变得清晰。它不需要每个人都理解“走”与“打”的辩证法，它把不可计算的未来转化为可执行的方向。

只需要相信“跟着毛泽东”就能打胜仗，“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是生动写照。这是一种信念在认知层面的核心功能，在理性无法抵达的地方，信念主动填补决策空白。邓小平在谈到长征时有一句话非常经典——“长征路上我就是三个字：跟着走。跟着党、跟着正确的道路走，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四、自由与纪律：制度保障下信念的组织张力

深入分析自由与纪律下的制度保障——信念的组织张力，是理解长征胜利的密码。纪律如何“抓住”每一个人?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设计，从信念锚定的角度看，解决了信念传递的“最后一公里”。如果没有连队党支部，信念就只能停留于“中央精神”或“领袖号召”的宏观层面，很难转化为每一个士兵可以触摸到的日常存在。党支部的功能是把“大的信念”翻译成“小的指令”，让信念从“高高在上的口号”变成了“每天早上的集合哨”。

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在场”，确保了个体在意义断裂时能够被重新连接到意义网络。

(一)基层组织“在场”，确保意义价值有效连接

信念必须有组织载体来托举，不能浮在空中，我们党对此有过深刻教训。在1927年9月之前，早期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多建在团一级，因此导致连队缺乏党的核心领导，导致部队凝聚力差，经不起考验。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推出一系列凝聚官兵的硬性举措。

针对秋收起义后存在的一些军阀习气，明令禁止军阀恶习，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拥有开会发言、批评干部的自由。设立士兵委员会，连以上选举士兵代表组成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监督军官、审查伙食账目，军官犯错要接受士兵评议监督。从军长到伙夫，伙食费标准统一，零用钱等额发放，结余“伙食尾子”人人均分，取消军官特殊供给，让官兵只有职务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把这一官兵平等原则写进古田会议决议。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带头缩小官兵差距。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

1929年底，古田会议从制度上正式确立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的党的组织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将这一制度完全固定下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支部建在连上，让普通战士有了主心骨，当士兵对“为什么走这条路”产生疑惑时，他不需要去问毛泽东，也不需要去问党中央，他可以问连队支书。即使不知道“最终要去哪里”，坚信跟着党支部走就能胜利，这是“凝聚力”与“纪律”的组织根源、认知根源。

(二)从“外部约束”到“内心认同”的纪律内化

纪律是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根基。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极端困苦中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7年大革命失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转战井冈山，准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部队成分混杂，包含了大量农民、旧军队士兵、游民无产者等，残留了一些军阀部队自由散漫、侵占群众财物、不听指挥等陋习，包括挖吃群众红薯、借门板铺草不归还、打骂百姓、私藏打土豪缴获物资等，严重破坏军民关系。

1927年10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军在江西遂川首次提出“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筹款要归公。1928年井冈山时期，又做了“六项注意”补充，逐渐完善为“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早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核心影响与作用是重塑军队属性，划清新旧军队界限，筑牢军民鱼水关系，奠定根据地生存根基，成为个体服从组织的部队宗旨。纪律是红军生存、发展、取胜的生命线，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宁可自己挨饿受冻，绝不损害老百姓一分一毫利益。

在风雪中冻僵牺牲的军需处长手握物资分配权，绝不私占分毫，把战士安危放在第一位，将所有棉衣、棉絮，全都优先分给了前线年轻战士、伤员、掉队士兵，自己一件都没留。没有墓碑，没有姓名，皑皑白雪覆盖他的身躯，群山为碑，风雪为铭。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度本质，不是“不许做什么”，而是通过反复的行为约束，在身体力行层面刻写信念。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被严格执行到“宁可饿死也不抢”的程度，纪律就不再是外部命令，而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军需处长冻死的故事，揭示的正是这种“纪律内化”的极端状态：他掌握物资分配权，但他没有动用这个权力来保存自己。他的行为已经超越了“遵守纪律”，达到了“纪律成为第二本能”的境界。这恰好是信念制度化的最高形态，不再需要外部监督，因为信念已经“长”在他的身体里了。

官兵平等的制度化，包括如何处理伙食尾子，成立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消除了“特权”这一最容易瓦解信念的因素。当每个人都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承受同样的苦难，“为谁吃苦”这个问题就自动消失了，因为大家都在为彼此吃苦。党员骨干的制度保障，也是信念制度化的重要体现。

陈云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中指出：“红军士兵中党员占40%，所有连长以上指挥员全是党员。每次作战前，连队党员专门开会，预先选出四五名预备指挥员。一旦连长阵亡，第一预备指挥员立刻接替指挥，以此类推，保证部队指挥不中断。”

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即使指挥员牺牲，部队的认知方向和行动能力也不会中断。共同的信念，支撑红军将士挺过雪山草地、冲破枪林弹雨，取得最后胜利。

(三)分裂危机下自由与纪律张力对信仰极致淬炼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信念制度化的极限压力测试。这场危机之所以被化解，不是因为个人魅力，而是因为遵义会议确立的制度已经提供了“谁说了算”的答案。党中央权威虽然遭到张国焘的挑战，但它在组织程序上是清晰可辨的。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总兵力十万余人，红军整体力量大幅增强。但与此同时，战略分歧与权力私心引发的分裂隐患快速滋生。张国焘自恃人多，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故意刁难。

7月31日，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言强调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

王稼祥在沙窝会议上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在近两个月时间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十余次电告张国焘，晓之以理，顾全大局，劝其继续北上，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

直到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中央才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

朱德、刘伯承等，虽身处张国焘控制区域，但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坚决抵制分裂命令，拒绝附和错误行径，反复劝导将士服从中央、维护团结，以坚定的政治定力稳住部队基本盘。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坚决拥护中央路线，共同施压规劝，持续推动局势扭转。

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即使是这样，中央在决定中仍然提出“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关键转折。从长远历史意义上讲，树立党内正确斗争典范：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方式处理党内重大路线分歧，对张国焘的错误严肃批判，对广大受蒙蔽官兵耐心教育、不予追责，最大限度凝聚军心、保全革命力量。

在张国焘事件中，“自由”与“纪律”的组织张力，本质上是 “分散主义”与“民主集中制”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这一张力贯穿事件始终，而化解过程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将组织原则制度化的深刻逻辑。

张力并非简单的个人对抗组织，这种对抗基于“民主”和“正确路线”，是对组织纪律的挑战。张国焘对民主集中制进行选择性解读，“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倘遇到革命的紧急关头，能否希望每人都是老实人呢？”他借此主张：当多数中央执行“不正确路线”时，就应起而反对。这实质上是以“紧急状态”和“正确路线”为由架空组织程序，使“自由判断”凌驾于“组织服从”之上。

除此，张国焘将“自由”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也是一种要挟的军阀习气。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议明确指出，他“用权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这里，“地方自主”异化为“军事割据”，“个人判断”膨胀为“武力对抗”。

1935年10月，张国焘公然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以“党团中央”名义电令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他的这一系列行径，构成“自由”与“纪律”张力的顶点，他试图利用“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机制来反制合法中央。

党中央始终坚持“把犯错误的张国焘同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区分开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以极大的诚挚和耐心，顾全大局，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后来将此次斗争与遵义会议并列为“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正面的遵义会议证明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有效性，反面的张国焘事件则证明了破坏纪律的毁灭性后果。

危机的化解并非止于对个人的处理，而是迅速转化为制度性建设。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首次完整提出“四个服从”，同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党内法规，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违反的意见”。

这种“问题驱动—制度回应”的生成机制，使偶发的组织危机转化为长效的制度保障，以“刚性原则”取代“人格依赖”。张国焘事件的深层教训在于：一个高度依赖个人权威和魅力的组织，在面对核心成员叛离时将陷入合法性危机。

因此，化解的制度化逻辑最终指向 “去人格化的规则治理”，不是依赖对某个领袖的忠诚，而是建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刚性纪律框架。“四个服从”随后被写入党章，成为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组织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以人治党”向“以制度治党”的关键转型。

在张国焘事件中，“自由与纪律”张力的化解，并非简单的权力斗争胜利，而是一个 “危机—反思—制度化”的深层次组织演进：以策略的灵活性化解即时危机，以制度的刚性化防止危机重演，最终将一场破坏性事件转化为组织原则机制完善的有利契机。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个人信念如果不上升为组织原则，就会随个人起伏而起伏，只有通过制度化，信念才能突破个体生命周期的局限持续且稳固。信念的组织张力，首先是每个党员、每个战士都可以有个人判断，但在重大关头，个人判断必须服从集体决策。这种“自觉的纪律”，恰恰是信念成熟的集中体现。

五、结 语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作出经典论断：“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一路播撒革命火种，本质就是践行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写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道尽红军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使命担当。

毛泽东直言：“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共产党领导红军取胜，不管战术机动还是浴血奋战，不管反对分裂还是军民同心，一切胜利表象之下，它不是信念的任何一个单一侧面，而是价值张力、战略张力、组织张力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在个体与集体、退却与前进、自由与纪律的张力中保持动态平衡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让红军在绝境中没有崩溃，反而愈挫愈强。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同年12月14日，他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大格局，大格局必须站在高处看全局。二万五千里长征最迷人的地方，是它从未宣称“我们完美实现了目的”。当年红军长征，救民族于危亡；今日新长征，兴华夏于盛世，两段征程一脉相通。今天，面对新时代新长征，不再是跨越雪山草地，而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讲好今天的新长征故事，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

长征作为一个精神事件，其目的仍是“尚未完成”的——它邀请每一代人重新与之对话，重新诠释“何为长征胜利”及其终极理想，密切观照当下。观照当下，就是要在大环境的不可控中，像当年红军战士那样护住火种。真正不朽的，不是刻碑上的铭文，而是那些在至暗时刻，抬头辨认北斗星方向的灵魂；在时代潮流中，不畏浮云遮望眼、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气。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号召，“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时至今日，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时代格局，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走出绝境、求生图存”，新长征是“攀上高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当前，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大国博弈激化、国内转型阵痛、经济下行等压力下，我们面临严峻挑战，面临新的张力：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短期阵痛与长期目标、创新活力与规矩意识等严峻挑战。长征信念给我们的启示是：真正的信念不是消除张力，而是在张力中挺立。

回望长征，信念从来不是让人免于挣扎的庇护所，而是让人在挣扎中依然选择前行的理由。它是一种在张力中不溃散、在矛盾中不瘫痪、在绝境中不绝望的精神依托。信念即张力——这是九十年前长征胜利留给今天的深刻启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信念不是已经抵达，而是正在抵达。

本文引用格式：

方延明：《信念的张力：长征胜利的结构性逻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阅江学刊》，2026年第5期。

方延明.信念的张力:长征胜利的结构性逻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J].阅江学刊,20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