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创作，要“有料、有品、有灵魂”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

拙作《拐点之城醴陵赋》（《中华辞赋》杂志，2026年第4期，发表时题目为《醴陵赋》）发表以后，幸得不少师友垂爱：思想史学者金春峰先生称其“有如黄河长江，三拐而奔腾浩荡，东流入海”，评论家张剑荆先生赞其“回旋往复，绕树三匝”，城市史学者薛冰先生叹各体之中，赋最难工，可谓“千金难买”，联合国环境署资深专家李少义先生评论说，“建言蕴智慧，雅赋显功底”。在“醴陵发布”平台上，有网友点评说：拐点是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传承与新生的孕育点，守正与创新的爆发点，夯基与赶超的支撑点。这些评价，角度各异，赞许之余，也引发我对一个核心命题的深思，当代都邑赋如何创作，才能避免沦为“自娱自乐”的案头玩物？

“当代都邑赋”的创作，无论是辞赋创作界还是城市文化圈，素来备受关注。《光明日报》曾推出专栏“百城赋”，征集和刊登城市辞赋，轰动一时。一篇都邑赋，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如果能提炼出精准的命题，也可成为观察历史演变、地域变迁的学术化文本。同时，在大文旅时代，一篇优秀的都邑赋，堪称城市文旅推介的绝佳范本。

与之同时，《中华辞赋》杂志发起“诗词写作的有效性和当下性”的讨论，提出若干现实问题：旧体诗词，如何回应新的时代？千年格律，如何面对现代生活？当古典形式遇到当下经验，怎样才能进行“有效”表达？如何将现代生活的新酒，装进古典诗词的旧瓶？

这些问题，不仅是“当下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甚至可以说事关诗词歌赋创作的生命力所在。我此前曾创作过大学赋，如《清华大学未来科技赋》，创作过关于南京云锦的《此锦赋》，关于白酒文化的《匠心传承赋》，包括此次的《拐点之城醴陵赋》，总体感受，面对时代的喧嚣与浮躁，辞赋的庄重典雅，更能凸显创作者“郑重对待”的情感与态度。我撰写短文《辞赋“有效”，“思维”为要》参与《中华辞赋》杂志的讨论，并提出“辞赋创作三重陷阱”：过于注重辞藻罗列、雕章琢句，过于注重意象堆砌、辞藻华丽，过于注重模式照搬、章法遵循，进而提出“辞赋创作七字要诀”：有料、有品、有灵魂。

现在，“接着讲”，如何激活“有效思维”，进行“有效创作”，以“有效”对抗“无聊”，且以“辞赋创作七字要诀”的三个维度为依归。

一、“料”从何来

所谓的“料”，既是创作过程中的一手资料，也是文本呈现的信息增量。如左思所言：“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三都赋·序》）今人研究亦可佐证，古代京都赋绝非简单辞藻铺排，本身就具备地理考据、城市规划与建筑营造的史料价值。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郭璐、武廷海教授对传世京都赋进行大量考释比对，建构起都城空间模式的理论模型，揭示出可由京都赋阐释的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格局。武廷海的《藏春》中，元代李洧孙的《大都赋》，对于认识刘秉忠营建元大都时象天法地，特别是基于山川形势的都城选址思想与方法，提供很重要的参考。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斌借乾隆《盛京赋》，考察盛京规划“象天法地”的营造特征，指出其在都城、宫城、建筑群尺度，分别体现为规天矩地、法天则地、阳耀阴藏。

古代京都赋以实地考据为根基，这样的创作理念，对今天的当代都邑赋写作依然颇具启示。基于此种认知，创作《拐点之城醴陵赋》之前，我曾多次赴醴陵调研，历时一年之久，并创作数十篇城市观察文章，深度关注醴陵的千年文脉、瓷都底蕴、红色基因，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与现实素材。这也是我所讲的，动笔之前，必先观其地、察其史、明其势。

具体而言，有效思维下的素材积累，主要包含三个方法。

其一，观史见势。需要深度挖掘所关注城市的重要原始史志，包括沿革脉络、历史事件、先贤人物等，并从中提炼出发展趋势，尤其是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质。我前后搜集《醴陵县志》多种，《醴陵年鉴》连续数十年，就是在字里行间观察城市发展之势。

其二，观事见理。无论是文旅地标、乡村田野，还是产业底色、民生烟火，所有“独特”的事件之中蕴藏着可资研究、可资参考的“理”。这需要持续关注，从“日常”中发现“异常”，在“比较”中发现“独特”，这里的“理”，是常理，是道理，是原理。

其三，观象见人。篇幅所限，辞赋之中未必频繁出现具体人物，却不能不见人的温度。创作时既要与古往今来的地方先贤对话，亦要体察当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具体的人物不必一一入赋，但人的生存、人的精神、人的命运，应当潜藏于文本。

当然，“料”的关键，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准适配。

二、“品”自何出

辞赋“有品”，是指格调高雅、章法有度、取舍有道。这并非形式上的堆砌四六骈句，也不是那种止步于浅显赞美抒情，还要警惕带有炫技式的“掉书袋”，或者卖弄式的佶屈聱牙。并且，也要规避辞藻罗列、意象堆砌、模式照搬等写作陷阱。换句话说，假如一篇辞赋换一个地名依然通用，这样的辞赋难言“有品”。

辞赋如何才能“有品”？

其一，取舍有道。一般来说，辞赋的篇幅往往有限，少则数百言，多则上千字，而创作者想表达的内容太多，如果不能克制铺陈表达的冲动，汪洋恣肆，辞藻泛滥，容易喧宾夺主，而删繁就简，取舍有道，才可能让真实的意图浮出水面。文中的“三拐”（其时为拐，因势而兴；其地为拐，因衢而通；其人为拐，因智而弘），正是为跳出传统山水赋的描写窠臼所作的尝试。

其二，古今有衡。辞赋的文本特点，相对规范而鲜明，在很多创作者那里，写古容易滔滔不绝，写今往往诸多掣肘。文本之内，既不应厚古薄今，也不应重今轻古，以古典笔法承载当代内涵，要学会古今有衡，古朴而不迂腐，通俗而不直白，兼顾文史厚重感与时代鲜活感。

其三，评弹有度。以赋观邑，引起文本形制独特，常常容易引起误解，其实这并非换一种方式为城市唱赞歌，必须跳出一城一地狭隘自夸的浅层叙事，将单个城市的发展放置在区域大势之中。如写醴陵，不只写陶瓷花炮物产，更书写产业转型、县域突围、文脉传承的时代格局。

“品”之高下，考验创作者的格局、视野与取舍之道。

三、“魂”安何处

一篇辞赋，一经流传，或因其佳句不断，或因其妙语连珠，备受关注，而往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魂”之所系。很多当代城市赋，恰恰是有辞、有景，唯独缺少“魂”，沦为辞藻的自娱，这正是我们要警惕的。

不少朋友反馈对《拐点之城醴陵赋》中的“拐”字过目不忘，其实，“拐点之城”虽然是我首次提出，并非生硬造词，在《醴陵：拐点之城》（醴陵发布，2025年6月6日）一文中，我考证了“醴陵拐子”这一地方特色词汇的由来，从六个维度展开论证——醴陵拐子：定义模糊的转向之城；地理拐点：山水形胜的转轴之城；历史拐点：风雷激荡的转变之城；改革拐点：破茧成蝶的转型之城；人生拐点：群星闪耀的转运之城；思想拐点：鉴古知今的转念之城。进而提出了“拐点之城”这个概念，从这个角度看，前有文，后有赋，文赋呼应，更显立体感。

那么，对辞赋来说，“魂”安何处？

其一，“魂”在精神内核。醴陵以“拐点”为核心特质，便是立足人文地理、文脉传承、产业转型、红色基因等，凝练独有精神，挖掘独有特质，拒绝那些千城共用的泛化词汇。

其二，“魂”在时代观照。撰写辞赋要突出“当下性”，而非一味“复古”，亦有对城市文脉延续、产业创新的深度思考，落脚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不回避城市发展历程中的求索。

其三，“魂”在人文温度。跳出居高临下的颂赞视角，真正关注那些建设者、传承者，关注民众的喜怒哀乐、急难愁盼，既关注“烟水气”，也关注“烟火气”，而非创作者独自抒发、自娱自乐、顾影自怜。

“魂”之有无，直接影响着一篇辞赋能否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

要高度警惕“无效创作”的泛滥，如果辞赋沦为圈子里的社交话术或地方的文化盆景，其“有效”的生命力何在？昔王夫之（船山）有言：“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周易外传》卷四）倡导辞赋的“有效思维”，既非一味复古，亦非刻意标新。一城之拐点如此，一代之辞赋创作亦然。

如果时时以“有效思维”来提示、警醒、碰撞，则旧瓶非瓶，新酒非酒，唯见江水汤汤，自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