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九重：舆论观察的“中国现场”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

日前，第21届红辣椒时评研讨会在长沙举行，红网“评论之星”评委、国内一线评论人、获奖评论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媒时代的新闻评论写作。议题设置涉及评论话语创新等多个方面，看似略显“分散”的议题分布，实则精准勾勒出当下舆论生态最真实的中国现场，“评论九重”并非会议议程，而是我根据现场发言提炼的九个观察维度，也可视作评论写作的九个重要议题。

第一重：评论的选题

一般来说，评论写作主要分为“写什么”与“怎么写”，在智能传播时代，当AI可以替代“怎么写”，“写什么”将成为写作者的首要考虑。哲学家陈嘉映先生曾将“说理”分为因事说理和离事说理，显然，新闻评论基本都属于前者，这个“事”，多为“新闻”，具体到评论写作环节，就是“选题”。“选题”可大可小，大者，如一国对内之顶层制度设计，中长期规划，政策走向，如一国对外之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小者，如社会事件的鸡毛蒜皮，多见诸报端。财新传媒副主编、《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杨哲宇重点关注“评论选题中的大事与小事”，认为舆论场上出现“大事麻木化，小事巨婴化”的乱象，评论不能只追求表面热闹，不触碰背后的基本问题，更不能成为“茶杯里的风暴”，他推荐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要多研究基本问题”，多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事是什么，让“小事”成为观察“大事”的可靠切口。

在我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刘海明教授的对谈中，他提出指出论作者跟什么样的评论议题有缘，凭的是直觉和自己的知识结构、个人经历以及瞬间的灵感的综合判断，适合自己评论的议题就是能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

其实，这涉及一个评论写作的重要命题，即什么样的“新闻”适合“评论”。虽然从发生学上说，衡量新闻的首要标准是真假之判，但在现实实践中，往往还面临着“好坏之分”与“本异之别”，而“真假”是事实判断，“好坏”则是价值判断，“本异”则是利益判断。清代文学批评家叶燮评价诗圣杜甫的诗作，称“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原诗》）

面对评论的选题，评论写作者要有胸襟、有气象，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为本异所困，不为好坏所惑。

第二重：评论的边界

多位评论员谈到近来的一些新闻热点，如4岁男童“摸臀事件”，如演唱会“现场求婚”事件等。焦点在于这些事件该不该评论？如“摸臀事件”，事实并不明朗，无法明确态度，如“现场求婚”事件，本身影响并不大，似乎不值一评。然而，铺天盖地的声音让人无法视而不见，尤其是很多自媒体的声音滔滔不绝，机构媒体几乎陷入被动。《南方周末》评论编辑辛省志称之为“评论之困”，细碎琐事频繁霸占热搜榜单，追更还是留白、发声还是静默，成为机构评论面临的现实两难。面对热点多、转化快、反转频繁，他的建议是“学会等一等”，“把判断建立在事实上”，“晚一点，才能体现专业”。

这一困境，折射的是评论写作的边界问题，很多时候，面对这些社会事件/现象，首先需要厘清边界。

事实与观点的边界——舆论场上很多新闻纷繁复杂，应接不暇，很多人或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去分辨真假，尤其是孰为事实，孰为观点？先判真假，再断是非，已经不仅仅是评论人的基本功，应该成为每一位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公共与个人的边界——尽可能多关注公共事务，少关注乃至不关注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务，即便关注，也是关注其中的公共成分，如偷拍包间聚会的传播责任，如关注涉及侵犯个人权利的制度设计与司法救济等。

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人们常说，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道理并不复杂，然而在具体事情上，很多人依然容易混为一谈，情绪大于理性，立场大于是非，迫不及待去表达，而忽视二者的边界。

宽容与苛求的边界——胡适有句名言，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在网络虚拟空间的“自由”貌似相对大于现实世界时，“宽容”更为可贵。尤其是在一些事件尚未得到验证，或不乏反转可能性的时候，那些“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情绪，需要冷却一下，宽容一点。

第三重：评论的困惑

评论之难，难在写作者的困惑时时可能发生，困境处处可能遇到。一些评论写作者坦言自己的迷茫与困惑，评论的力量何在，评论的出路何在，面对那些观点对立撕裂，如何寻找弥合空间？

作为党报评论员，河南日报评论中心副主任薛世君将这种“困惑”理解为“需把握好的几个关系”：中心工作评论与网络评论的关系，重磅化呈现与流量化传播的关系，高质量与大流量的关系，评论写作与新闻采访的关系等。以“高质量与大流量的关系”为例，貌似两个极端，实则并非对立，浑然一体，“高质量”本应更有读者市场，“大流量”本该是一个过滤内容优劣的筛子，问题的实质在于，“高质量”与“大流量”的定义需要重新认识。

再如“评论写作与新闻采访的关系”，评论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而表达，新闻采访也不是为了采访而采访，在评论写作中遇到事实不清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过新闻采访来进行补充，而在新闻采访中，遇到有感而发的时候，完全可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记得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户籍出身等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面对这样的“观点新闻”，如何评论？我通过采访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等学者，又采访不少市民，推出《户籍就这样拉大“收入差距”》（《新京报》，2010年6月5日），既有采访支撑，又是评论表达。

评论员毕舸分享了自己的三个困惑，即深度判断与即时情绪之间如何弥合；读者“10秒划走”的阅读习惯与完整逻辑呈现之间，如何寻找平衡点；当追逐流量模板成为写作潜意识，如何守住评论的辨识度。

而对网络评论而言，面临一个“评论员”与“评论产品经理”的角色切换。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薛龙副教授认为，惯有认知中，产品经理与新闻评论实践是两个距离较远的概念、领域。日常会话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话语距离，“产品”与需求、功能、场景、能力这些概念更具亲和性，而“评论”更多与观念、价值、意义、表达甚至审美这些文科概念联系在一起。它们现在却能并置在一起，根源在于互联网打破了边界壁垒，以及由此带来的融合复合态。

评论员舒圣祥认为，评论从业者即便不认同流量套路，也必须适应传播规则变化，补齐分发运营、平台思维、IP运营等“现金流管理”能力。

可见，评论的困惑与困境，并非无法求解，也并非无法调和，关键在于提升写作者自身的素养与格局，从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待当下的创作。就像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不仅仅适用于观察对象，也适合自身的创作格局与创作定位。

第四重：评论的修辞

从文本层面看，评论写作中必然涉及“修辞”问题，或借代，或排比，或比喻，或隐喻，不一而足。很多人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为创作参考书，特别是其中提到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涉及创作的核心命题。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梅教授认为，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思想硬核”，修辞只是表达手段，评论写作更需要“说真话的勇气”。她借用福柯在《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中的话，“直言”不是一种技巧，……它是一种立场，一种近于德性、近于一种行动模式的生存方式。

南方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丁建庭认为，要警惕重包装轻思想、守旧态拒转型两大误区。一味追求爆款流量，用花哨的形式、单薄的观点、情绪化的论证掩盖思想的含金量，最终会丢失评论的核心价值。而固守传统思维，忽视新媒体传播阵地，导致优质观点“养在深闺”，难以抵达网络受众。

评论写作是否需要修辞，其实显而易见，关键在于运用修辞的目的和效果。修辞是为了利于表达，而非抹煞表达或限制表达。修辞并不是“说真话”的天敌，就像坊间所调侃的，“眼里有光，脚上有土，嘴里有火车”，如此，“光”与“土”，都成了“跑火车”的“修辞”。

第五重：评论的传统

我此前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人所谓“文以载道”的传统，“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评论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就评论史的演进而言，有两个显著的传统，一个是“文人论政”，一个是“学人问政”。“文人论政”的本质特点是铁肩道义，激浊扬清，凸显责任与担当；“学人问政”的重要特点则是依托专业知识与素养参与公共事务的表达和介入。“文人论政”的传统，经常被津津乐道，主要突出一种基于问题意识的公共参与，而“学人问政”往往容易被忽视，或者与“文人论政”混为一谈。在公共参与的层面，“学人问政”更多了一些基于学理素养的理性思索，以及更为长远的考量。

《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李海华认为评论有三个传统，分别是文人论政、公共言说和社团文宣，这是评论人的精神谱系和精神资源，这种传统来自“传统意识的觉醒”，可以视作“评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智能时代，“传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青年报融媒主编黄帅认为，AI全面渗透内容生产领域，改变了时评写作、传播和舆论互动的原有生态。以往熟悉的时评生产方式、行业标准和职业边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AI最直观、最深刻的冲击，是抹平了时评写作的技术门槛，造成了舆论场观点泛滥、优质内容被稀释的行业困境。

此前，我与红网新媒体集团编委、理论评论部主任王小杨的对话中，谈到为何研究近现代政论家的写作，他说关注这些评论家的核心原因是“三寻”，为评论写作寻找“可复制的成长路径”，为评论精神寻找“可传承的价值内核”，为当下评论寻找“可借鉴的现实启示”。

传统文脉是对抗AI模板化的核心底气，评论写作也应从传统中去探寻何以生生不息的力量。

第六重：评论的趋势

我在发言中说，当下的新闻评论，正在从追求自身的“冲击力”（康拉德·芬克），走向遭遇多重变量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下，当下的评论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新京报编委、评论部主任于德清认为，趋势体现为视频评论、人格化IP和可视化叙事三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王传宝教授认为，要拓展新闻评论空间，加大舆论引导力度，“不要指望没有舆论监督的舆论引导”，需要直面三个问题：主流评论为何而战，典型宣传如何破圈，媒体重塑路在何方。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姚曦教授认为，要通过重建主体边界、推动平台责任回归、校准技术治理，拿回人类的主动权。中国传媒大学涂凌波教授指出，应将新闻作为一种文本来把握，围绕新闻文本、新闻事实与新闻事件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关注新闻如何连接社会、凝聚共识，进而服务于共同体的建构。

数位评论人士的判断，也指向一个现实问题，评论人才短板如何补齐？评论员邓海建结合自身经验指出，长期以来，评论领域产教融合存在“三张皮”问题：第一个，学校教的是论证方法，媒体要的是当日热点；第二个，学生交的是作业，编辑看的是稿子；第三个，教师的评价标准是分数，舆论场的评价标准是传播力和公信力。产教融合若不能打通这三者，合作便容易停留在挂牌签约等形式层面。

当然，评论的趋势取决于评论的定义，如果从广义的评论定义来看，包括很多自媒体、短视频在内的评论，生机勃勃，参差不齐。如果聚焦机构媒体的评论，更多是将评论纳入系统性变革的范畴中，呈现出“大评论”或“泛评论”的倾向，所谓的“大评论”，无论是篇幅上的动辄数千字，还是数量上注重系列评论，都以“大”体现重视。所谓的“泛评论”，则表现出“观点”导向的新闻述评或综合述评。

第七重：评论的教育

从评论史的视角看，评论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说评论写作着眼于当下现实生活，那么评论教育则着眼于未来生活。

智能传播时代，评论何以专业？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王晓红教授认为，“拉开新闻评论差距的，是动笔之前的环节。”要多关注评论怎样生产、事实怎样被理解、评论怎样介入公共讨论，尤其是“信息传播越来越快，需要评论员具有快速而可靠的判断力”，注重培养青年学生的信源意识、事实意识、证据意识和核实意识等。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蕾副教授说，AI三秒钟就能写出一篇评论，比我自己快，也比所有学生快。“我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我还能教什么？”她认为，回到布鲁姆认知分类法的底座三层：记忆、理解、应用，AI其实也并非无所不能。AI的“快”只是表面的快。“它记得住数据，记不住细节；拎得清大意，拎不清痛感；套得进模板，套不进现场。它做完了，但没做到位。”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章玉政教授认为，新闻评论课程真正要追寻的，从来不是漂亮的文笔，而是在持续的思辨训练中，涵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份能力，才是穿越时代迷雾、勘破喧嚣表象、看清历史真相最宝贵的财富。

之前，在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马少华老师的教学日志“开放的评论课堂”第二辑作序时，我提出，一篇篇教学日志，穿插着课堂内的观点碰撞，闪现着舆论场的批评互动——而这正是马少华的努力带来的启示：“真实世界的评论学”，不是脱离评论实践的“为教而教”，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为评而评”，不是脱离章法规律的“价值失焦”。

第八重：评论的出路

多重因素交织之下，无论是评论作者还是评论编辑，都要直面“出路”之问。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编潘洪其的困惑与思考是“作者用AI写稿，编辑该如何应对？”他认为，AI稿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灵丹妙药，不会给评论本身带来颠覆性、革命性的变化，不会从底层逻辑上改变媒体评论生态。评论作者要打造、培养既能帮自己完成高质量评论作品，又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成长价值的AI写作“秘书”。

评论员王攀结合自身的评论经历，提出“评论员如何穿越传播周期”。他认为，虽然媒介迭代，传播周期轮转，载体持续更新，但评论的内核始终恒定：理性、建设性、平和、坚守价值。智能传播时代，这份坚守更有分量，也更考验定力。解读公共事件，应坚持在冷静、理性的框架内审视，着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性知识、常识性知识和经验性知识。

评论的出路，并不单单是评论文体的出路、评论作者的出路、评论角色的出路，更是评论的精神的出路。问题意识、公共精神、批判性思维，这些不仅仅是评论的标配，更是公共生活的标配。

第九重：评论的本质

无论是公共言说，还是专业评论，本质上都是观点的表达与交流。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曹林教授认为，舆论场处于一种接受层面的“交流的无奈”，源于观念水位的摩擦搅动、算法结构的情绪搅动和观念气流的升降冲撞，导致认识水位势差形成的制度性摩擦。

他建议，一个成熟的评论员，需要多面镜子去观察这个复杂的世界，看见异识，才有交流的可能性。我们内心要有一个“张力场”，这意味着我们内心能不能接受相反的叙述，能不能朝相反的方向深深地看一眼，能不能接受某种观念的冒犯。对很多问题的阐释，都应该放弃“同一性苛求”“同质性强扭”“价值观傲慢”的倾向。

选择怎样的现实议题，坚守怎样的价值底线，葆有怎样的人间情怀，正是AI难以替代评论人的根本所在。

从评论史的维度看，不同阶段对评论本质的理解也并不相同。从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评论家对评论的实践认知也分为两类，作为方法的评论与作为目的的评论。把评论作为目的，意味着把输出观点本身当作最终追求。而把评论当作一种方法，意味着输出观点并非评论写作的终点，而是观察社会万象、介入公共议题的思考路径。评论若仅仅以输出观点为终点，很容易陷入立场之争，而把评论当作认识社会的方法，才能在喧嚣舆论场持续保持对话的能力。

“评论九重”，说到底不是九条“规则”，而是九个“入口”，而舆论的“中国现场”也很难被整体描述。“九重”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在算法、情绪、流量交织裹挟的舆论场，评论如何以专业和理性重建公共对话：定选题、守边界、解困惑、正修辞、承传统、探趋势、育新人、寻出路、守本质。或许，这就是“中国现场”最需要评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