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央金：要学会重新校准成长的尺度

日前，魔幻超现实主义小说《幻山：一场喜马拉雅的心灵奇旅》“望月观坛” 读书会在北京举办，作者央金回顾十余年数十次深入喜马拉雅的经历，感慨说：“人生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

经常有人说，“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十余年四十余次奔赴喜马拉雅，这种经历可以称为“传奇”，虽然每次往返几乎都是“出差”，央金却将这种“传奇”酿造成一部文学作品。

本期政邦茶座，我比较好奇，央金如何挥动这双“文学魔术手”写出《幻山》的？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央金（陈娟玲），魔幻超现实主义小说《幻山：一场喜马拉雅的心灵奇旅作者。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根据介绍，您写这本书有两个“触点”，一个是十年间四十多次深入藏地、翻越喜马拉雅的传奇经历，一个是父亲离世后的自我探寻，成为这场漫长行走的起点。这段传奇的人生经历与“至暗时刻”，是如何催生《幻山》这部作品的？

央金：这两个“触点”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父亲2014年4月23日确诊胰腺癌晚期，只有三个月的寿命。对于成长于四世同堂书香门第的我，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至亲会离开”这件事，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死亡。5月1日开始，我们决定要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把家风家训记录下来。我们先整理好目录框架：感恩、孝顺、婚姻、育儿、友情、工作、旅行、形象、处事、修身、大爱、幸福。父亲白天录音，我下班后整理文字，从晚上10点到凌晨3点，42个夜晚，我们一起完成了一本四代人七万字的家书《人生的12堂课》。7月12日，父亲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8月30日离世。那本书只印了2000册送给亲友，但我第一次体会到文字可以留住一些东西——哪怕留不住人。

父亲走后的几年，我表面上活得很好。工作、行走、公益，一切都在推进。但心里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不是寂寞，是无论往里面装什么都填不满。2016年9月9日，因为工作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那天晚上和一群援藏的朋友们聊天，聊植物、聊生态、聊藏地的风物，我感受到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微醺感”。从那天起，我一次次飞越喜马拉雅，十年间去了43次。

喜马拉雅没有给我答案。它只是让我边走边看边想。走着走着，有些东西自己安放好了。一株塔黄在海拔4900米的流石滩上用了数十年积蓄力量，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即终结。冷杉头十年几乎不长个子，把所有力气用来往下扎根。桤木改良土壤之后悄然退场，让更茂盛的森林长出来。这些植物不说话，但它们教会了我一件事：有些事情不需要答案，植物如人，万物皆为一物。

所以《幻山》不是“写”出来的。它是那些年在风里、雪里、石头缝里长出来的东西，我只是在2025年3月14日那一天决定，不能再耽搁了，必须把它写下来。非常庆幸，2026年8月17日，在上海书展，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高明勇：书名《幻山》极具意象张力，“山”是具象的雪域山川，也是人心的执念与困境，“幻”不是虚假，而是尚未被理解的真实。您想通过“幻”与“山”的对立统一，传递怎样的生命认知？

央金：“幻”和“山”的关系，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想清楚的。

“山”有三层。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的山，喜马拉雅、冈仁波齐、珠穆朗玛，它们真实存在，不因任何人而改变。第二层是每个人心中的山——失去至亲的悲痛，对无常的恐惧，明知该放下却放不下的执念。第三层是哲学意义上的山——山是“存在本身”。山不迎人，人自往山；山不渡人，人自渡山。

“幻”是流动的，山是恒定的。但“幻”不是虚假。书里写过一句话：“幻不是虚假，是尚未被理解的真实。”杜鹃血海、蓝雪暴、九色鸟化生、蓝象破冰——这些看起来是超现实的东西，但它们的底色全部来自真实的行走。杜鹃花海是我在林芝色季拉山亲眼所见，蓝雪暴的灵感来自米拉山口的一场大雪，黑色沸泉对应的是鲁朗附近真实的地热温泉。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真实和奇幻的边界本来就是模糊的。你站在杜鹃花海里，风吹过来，花浪翻滚，你分不清那是现实还是梦境。

所以“幻山”不是在流动中寻找恒定，是在变幻中触摸真实。它不是一座虚幻的山，是一座需要用心灵才能看见的山。

高明勇：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山不渡人，人自渡山”。当下有不少人深陷内耗、焦虑、执念，普通人该如何翻越自己心中的“幻山”，完成自我救赎？

央金：“山不渡人，人自渡山”这句话，是我在书里借桑介师父的口说出来的。他是望着珠峰的上绒布寺里的一位老喇嘛，一个人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守了三十三年。我问他：“您不觉得孤单吗？”他没有直接回答，却指着一位绕着寺庙转经的信徒说：“你看他，是在绕着寺庙走吗？不，是寺庙在绕着他转。”然后他说：“珠峰，是往上走。走到顶，就得下来。冈仁波齐，是围着走。走一圈，还在山上。”

没有神在渡我。是我自己走过了杜鹃花海，走过了蓝雪暴，走过了流沙坛城，走过了中阴。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

但“自渡”不是硬扛。书里的主人公陈羽央一开始就是一个相信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人——她是植物学博士生，相信数据、相信方法、相信“只要我做对了所有事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但山没有和她战斗。山只是沉默着，让她看见：她寻找的不是逆转生死的力量，而是一个关于爱与失去、执念与放下的答案。

普通人怎么翻越心中的山？我的体会是：不要试图翻越它，走进去。走到它的里面，看清楚那里面是什么。羽央在幻境中看见了自己“为什么是我父亲”的嘶吼，看见了从小到大害怕失去、拼命想抓住一切的自己。看清了，不等于要背在身上。但看清本身，就是开始。

高明勇：传统的藏地写作多采取写实手法，而您采用的是魔幻超现实主义叙事。真实的雪域风物，为何采取魔幻叙事？与写实写作相比，更能抵达哪些深层真实？

央金：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久。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面临一个选择：是写一本游记，还是写一本小说？

游记我可以写。十年43次进藏，每一个垭口、每一片流石滩、每一种植物我都亲眼见过。但游记装不下另一层东西——失去至亲之后，一个人内心的那种“幻”。父亲刚走的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他还在。开车会下意识回头，觉得他就在身后。晚上做梦，也常常会遇见聊天。那种感觉，不是现实，但它比现实更真实。写实的手法装不下这种感觉。 你需要一种允许“幻”存在的语言。

魔幻超现实主义刚好提供了这种语言。它把梦境、幻觉、无意识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一部分来写。书里有一章叫“流沙坛城”，七位僧人用七天时间建造一座沙画坛城，然后老喇嘛拿起金刚杵，从边缘开始扫除，须弥山倒了，火焰墙灭了，只剩下一堆彩砂。那个场景是我曾亲眼见到的。写实的手法也可以写这个场景，但它写不出那个瞬间“一切有形之物终将消散”的体感。魔幻的写法可以。

所以这本书不是在写一个“魔幻的故事”，是在写一个“用魔幻的方式才能说清楚的真实”——关于失去、关于无常、关于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重新学会活着。

高明勇：从文本来看，《幻山》既有藏地生态、人文地貌的纪实质感，也有文字干净唯美的文学审美，又有生死无常的哲学思辨，如何在创作中平衡纪实真实、文学虚构、哲学思考三者的关系？

央金：我没有刻意“平衡”。这三样东西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一体的。

比如塔黄那一章。我在海拔4900米的流石滩上蹲在一株塔黄面前，它近两米高，半透明的乳黄色苞片层层包裹，在高原烈日下像一座安静燃烧的祭坛。这是纪实。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让它开口说了话。它说：“生存，是一场从负数开始的艰难跋涉。向上，是生命唯一的坐标。”这是虚构。但它说的那句话——“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占有时间，而在于使用时间”——是我蹲在它面前时真实感受到的东西。这是哲学。

纪实是身体。虚构是语言。哲学是身体在语言里沉淀下来的东西。它们不是三个独立的层面，是同一件事在写作中的三种呈现方式。就像一棵树：根系是纪实的，你在泥土里扎了多深，树就能长多高；枝叶是虚构的，它向天空伸展的方式是自由的；而树本身的存在，就是哲学。

高明勇：读书会现场，您总结说“生而为人的幸运、活在当下的坦然、接纳无常的勇气”，定义人生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在藏地的行走与观察，让您对“生死与无常”有了哪些颠覆性的认知？

央金：最大的颠覆来自一件事：藏族人谈论死亡的方式。

我们汉族人很少谈论死亡，被隔离在那种“只要不谈，它就还不存在”的幻觉里。但在藏地，人们谈论死亡像谈论天气一样平常。

这让我重新理解了“无常”。无常，不是悲剧，是真相；今天出太阳，明天下雨，后天刮台风——这是自然的无常。自己有小恙，朋友会告别，亲人会离开——这是生命的无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不是“等死”，是知道终点在哪里，然后决定怎么走完这条路。

父亲走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问“为什么是他”。后来在书里写沙画坛城那一章，老喇嘛说：“坛城不在砂中，在心里。”我才慢慢明白：坛城的美，恰恰在于僧人们在知道它会被扫除的前提下，依然用了七天时间，把每一粒砂放在对的位置上。 生命也是这样。你不问它有多长，你问它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对待它。

高明勇：有读者把《幻山》称作“普通人易懂的西藏生死书”，您希望这部作品能那些为深陷痛苦、遗憾、精神迷茫的人提供怎样的心灵解药？

央金：“解药”这个词太重了。我不觉得一本书能解决什么。

如果非要说的话，我更愿意说它是一面镜子。羽央在杜鹃花海里呕吐，在书房里嚎啕大哭，在病房里握着父亲的手，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掉——那些场景写得很细，细到读者可能会有体感。我在书展签售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女孩，她让我写“往前走，站直了”。她说这是她现在最需要听到的话。我不知道她正在经历什么，但那一刻我知道，痛苦需要的首先是被看见、被承认。

这本书里没有“你不要悲伤”这句话。恰恰相反，书里写了很多悲伤。羽央在杜鹃花海呕吐，在蓝雪暴中濒死，在生死河上看见父亲在乌康殿里向她招手，差点留在那里不走了。那些都是真实的。但书里也写了另一件事：疼着疼着，你会学会和疼一起走。 你不一定要“放下”，你只需要带着它继续走。

羽央最终没有留在乌康殿里。她转过身，父亲的幻象化作万千温暖的光点，融入了她的心口。那个转身，就是我想要给读者的东西。不是忘记，是带着。不是放下，是继续走。

高明勇：当下都市人普遍存在精神内耗、情绪内耗，被困在世俗的“执念之山”中。面对藏地的山川、风物、人文，很多人想到的一个词是“治愈”，您认为不少人从中走出困境的核心力量是什么？

央金：我觉得不是“治愈”，是“重新校准尺度”。

都市人的焦虑，很多时候来自一件事：我们把自己的尺度放得太大，把世界的尺度放得太小。一个考核、一句批评、一次失误，在我们的尺度里变得很大。但当你站在冈仁波齐面前，站在海拔五千多米的流石滩上，你的尺度变了。不是问题消失了，是你变大了。心大了，那些曾经压得你喘不过气的东西，就变小了。

藏地还有一种力量是“允许”。它不催你。珠峰不会因为你想登顶就变矮，塔黄不会因为你等不及就提前开花。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呼吸，适应它的节奏。这种“允许一切如是”的感觉，对习惯了效率至上的都市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修复。

书里有一章写土拨鼠。它们只是活着，活在此时此刻。它们不关心冈仁波齐的神圣，不关心转山者的目的，不关心生与死的哲学。它们接受馈赠，享受阳光，应对风雪，直至生命的终结。它们的“道”，就在这吃喝拉撒的日常里。有时候，活着的答案就是活着本身。

高明勇：十年行走，一朝落笔，完成《幻山》的创作后，您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央金：最大的改变是不再急着寻找答案了。

年轻的时候我相信一种简单的逻辑：只要走得够远、见得够多，就能找到答案。我去过52个国家，走了很多路。但父亲走后我发现，世界再大，也填不了一个人心里那个缺口。答案不在远方，在内心。

写这本书的过程，是我第一次允许自己“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走？不知道。那段时间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知道。我到底在找什么？不知道。但我可以走路。走着走着，有些东西自己安放好了。

第二个改变是和“失去”的关系变了。以前我害怕失去，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了”。现在我明白，失去不是“没有了”，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父亲不在了，但他教我的东西还在。他说过的话还在。他看到我取得成绩时眼睛里那道光还在。就像书里写的：“生命不是占有，是流动；死亡不是终结，是能量的归流。”他存在于宇宙之间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

写这本书本身，也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写完开篇父亲离世的那一章，我一直在哭。但写完以后我意识到，这也许不是一场写作，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告别。写完这本书，我或许真正送走了父亲。

高明勇：对于每一个正在翻越人生坎坷的读者，您最想通过《幻山》传递一句人生寄语是什么？

央金：如果只能说一句，我想说：

山不赐人起死回生之力，它只教人如何向死而生。

这句话不是教人不怕死，是教人知道终点在哪里之后，依然认真地、诚恳地、全力以赴地活着。塔黄不问花期长短，只问是否燃烧过。沙画坛城不追求被保存，它只在乎建造时每一粒砂是否放在了对的位置。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你正在翻越一座很难的山，我想告诉你：不用着急。你可以哭，可以崩溃，可以什么都不做。疼着疼着，你会学会和疼一起走。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而那份失去，变成了你的一部分，不再是你的全部。

活着，好好活着，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就是全部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