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何以在澳门?

文明对话,何以在澳门?

吴志良

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他主张从四个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举措,超越狭隘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致力多元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推动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一段路要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从美伊对峙到台湾问题被外部力量嵌入,不同文明模式竞争的国际背景下,地缘政治的对抗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与资源争夺,而是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不同历史、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文明认同之间的碰撞。事实表明,单纯依靠传统的军事手段、力量平衡和制度安排,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解决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分歧。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AI不仅是一项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变革。它正在改变教育、就业、治理、文化传播乃至人的自我认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必须重新思考:技术发展与人的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效率提升与社会公平如何平衡?这些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国家和制度范畴,需要不同文明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灵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明对话从“锦上添花”变成了“雪中送炭”。

但坦率地说,国际社会并不缺少形式上的文明交流活动,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平台。当前全球文明对话实践,存在三个突出的局限。

其一,停留于原则倡议,缺乏深层探讨。现有机制较多强调“尊重差异”“加强理解”等共识性目标,很少深入探讨不同文明之间在世界观、价值体系、治理理念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对话容易停留在文化展示和外交表达层面,难以形成真正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交流。

其二,更多关注如何避免冲突,较少关注如何实现互鉴创新。当前国际社会对文明关系的讨论,受“文明冲突论”等理论框架影响,更多地是在“管理文明差异”,而非探索文明的交流、吸收与融合机制。

其三,缺少真正平等的文明主体性基础。现代国际知识体系长期由西方经验主导,许多非西方文明更多是作为被研究、被解释的对象参与国际讨论,而未能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达。

那么,在哪裡搭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平台?谁来当这个“织网者”?

纵观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接触交流的历史,澳门始终是重要节点。自16世纪以来,澳门便成为西方进入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四百多年来,澳门在中华文明主体的基础上吸收、转化外来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模式。

与其他华人城市和地区相比,澳门的独特性尤为突出。香港在英国殖民体系下发展,社会各方面更多地体现出西方制度与文化的特点;台湾在近代深受日本殖民者毒害,后又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较深;新加坡虽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较为成功地融合了中西方文明,但如今也逐渐西方化。唯有澳门,虽然长期受西方文明影响,却始终保持着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在澳门相遇、对话、共存的经验,对当今世界的冲突化解具有启示意义。

澳门经验表明,不同文明并非只能走向冲突或替代,也可以通过长期交流形成新的融合形态。

除了历史积淀,澳门还拥有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中葡双语法律体系、自由港地位、广泛国际网络,使澳门具备开展“二轨外交”的独特制度空间。澳门“三五”规划秉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原则,全方位推动澳门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明确提出强化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精准联络人”功能,可担当起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角色。

可以说,在国家战略层面,澳门作为文明对话枢纽的角色已经被充分确认。

那么,澳门具体可以做什么?

第一,建设“文明对话与全球治理”智库网络,构建以课题为纽带、以年会为机制的智库网络。秘书处设在澳门,发挥澳门作为对话节点的开放性与中立性,最大限度降低外界对意识形态色彩的顾虑。

第二,建设“全球文明数据库与知识图谱工程”,研发中西文明治理多语种文献数据库,运用AI技术对海量文献进行结构化处理,建设全球首个文明治理AI数据库——将中国治理经验、中华文明价值体系转化为可检索、可实证的结构化知识数据,直接回应AI时代“知识主权”的挑战。

第三,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论坛的基础上,举办闭门高端圆桌,定期在大湾区主要城市轮流举办,邀请各国前政要、智库领袖与知名学者深度交流,形成与博鳌亚洲论坛相互呼应的文明对话品牌,以“二轨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第四,发起“文明互鉴领航学者”全球青年领袖交流计划,资助欧美及全球南方国家的青年政要、智库新星与主流媒体人赴澳门及内地考察研修,培养知华友华的未来国际精英。

四百多年前,澳门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相遇的“第一现场”。四百多年后,当人类再次站在文明转型的十字路口,澳门有条件也有责任,从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升级为文明对话的组织者。在AI时代重塑人类认知基座的大变局中,这座小城的历史遗产是独一无二的战略资产。

(原载:大公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