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光：“规划遗产”如何照见“城市内涵”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2025年7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判断，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进而将内涵式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主线。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应该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翻阅《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可以读出诸多方向性的表述细节：如统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再如加强历史上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古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等。这些政策表述，已经超越单纯文物保护的技术条款，更暗含一种认知转向，城市保护的重心，正在从点状文物保护，走向对城市整体空间秩序的守护。

10月10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召开的“规划遗产及其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可以视为“规划遗产”进入城市内涵式发展议程的重要信号。2025年2月20日，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中国拥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林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哲学思维与美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条件，吸取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式，创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避免世界文化趋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这句话放到“规划遗产”的语境里，其实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保护的不是某一种形式，而是形式背后人与自然、秩序与生活的关系。

问题在于，究竟何谓“规划遗产”，它又如何照见一座城市的深层内涵？

01定义之重

何谓“规划遗产”？

1975 年，英国学者泰勒首次使用“规划遗产”（planning heritage）这一概念，之后，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学者陆续聚焦这一议题，开展持续不断的研究探索。典型案例是弗里斯通（Freestone）推动阿德莱德公园用地与城市规划项目成功列入澳大利亚国家遗产名录，让“规划遗产”从学术概念落地为可操作的保护实践。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李百浩教授、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廷海教授，是国内系统性引介这一概念的重要学者。作为国内较早关注“规划遗产”的学者，李百浩认为，规划遗产是审视城市规划学科自身特有的空间文化创造力而形成的一种城市遗产新概念，保护尺度越宏观、整体性越强的城市遗产，规划遗产属性越突出。建筑遗产、景观遗产、规划遗产，是建成遗产与城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形成层次分明的逻辑关系。

武廷海认为，规划遗产是蕴含规划智慧、见证历史进程、体现规划治理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建成遗产。规划遗产形塑空间骨架与人居环境，传承城乡历史文脉，是城乡遗产中最具系统性的组成部分。这一定义，可以说跳出了“遗产即古建”的惯性认知，把看不见、摸不着的营城逻辑、空间秩序纳入遗产保护的视野之中。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做一个区分，文物遗产多指向“物”，而“规划遗产”则指向“关系”——城市与自然、权力与空间、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规划遗产”，把遗产保护从单体建筑推进到城市结构，从“点”推进到“线、面、网”。换言之，“规划遗产”规划遗产不是一张旧图纸，而是仍在运行的空间逻辑。

从现实案例来看，“规划遗产”首推北京，尤其是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之外，首推西安与洛阳，两座古都较为集中地保留了中国古代都城迭代演进的空间脉络。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徐斌在报告《星空与帝国：汉长安的规划遗产与天文遗产》中，从规划遗产与天文遗产的双重视角，溯源汉长安规划的思想渊源和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认为汉长安规划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成熟和定型，为后世都城规划树立了制度典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顾涛教授以“洛阳城的遗产与北魏迁都决策”为例，指出礼乐传统深刻渗入孝文帝治国理念，推动北魏洛阳城形成了郊祀天地大格局、七郊—三雍之制与纵贯都城的中轴线，在大尺度空间建立礼乐秩序，确立了儒家文化和美学影响下的都城空间基本模式，丰富了洛阳地区规划遗产的深厚价值，并成为隋唐等后世朝代营城建都的制度依据与空间参考。

“规划遗产”虽然在古都集中体现，但并不是少数古都的专属，而是中国营城传统在不同层面城市空间格局上的共同沉淀。“规划遗产”的载体，不仅仅体现在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还散落于历代都城、省城、府城、县城之中。

02传统之厚

在现实语境下，探讨“规划遗产”，首先要明确如何定义，内涵如何、外延到哪、有何传统。这既是学术讨论的前提，更是城市更新、遗产保护具体决策的前提。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杨保军认为，中华文明的人居环境建设天然具有规划属性，规划实践从未间断，与自然人文地理相协调，与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与国家整体战略相契合，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城市遗产。

从营造传统来看，1946年，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建筑系，提出“体形环境论”作为清华建筑教育的指导思想，还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1980年代以来，吴良镛先生在传承的同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成为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代建筑大家一脉相承：人居营造，不止于建筑单体，而是整体环境的塑造，这正是“规划遗产”的内核。

而从人文传统来看，2026年是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建系100周年，以城市为视野的研究素有深厚传统。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由制度渊源入手研究都城营建。两位史学大家早已点明，一座城池的形态，从来都是时代制度与文明形态的外化。

创立100周年的文史哲三系，与创立80周年的建筑系，两条学术脉络，就这样汇流，共同指向中国人的营城智慧。中国传统营城，不是“先有城、后有规划”，而是“以规划立城、以礼乐序城”。从梁思成先生的“体形环境”、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到今天的“规划遗产”研究，一条从建筑走向城市、从城市走向文明的线索逐渐清晰，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始终有“为文明立坐标”的基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郭璐副教授提出，面向规划遗产保护传承的规划文献研究，需要解读历史文献的规划内涵，并面向现实寻找可资借鉴的知识体系，实现对历史的“了解之同情”。规划遗产的活化利用，要基于文献研究，将规划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规划智慧，以及可转化、可利用的规划知识体系。

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范瑛教授结合对清代四川营城高潮的梳理指出，“礼制”“自然”两种模式的对立共生关系清晰地影响并表现于清代方志、地图和书画对城市形态的表达，尽管手段与表达方式各异，但都共同体现出对山水的推崇和对礼形城制的不懈追求，并在二者之间达成和谐统一。“不规则中的规则”“不理想中的理想”与方形城制所代表的中华传统礼制观念在对立中变通、在冲突中融合。

这也恰恰揭示中国营城的独特魅力，既遵循秩序，又尊重山水，不是机械复刻模板，而是因地制宜的动态平衡。

03保护之道

“规划遗产”首在保护，大到都城整体格局，小到大学校园，凡经过系统性规划营建、留存独特空间逻辑的场所，都有规划遗产的价值。

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先生认为，关键是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他特别关注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的诸多实践：泰山成为世界首个“自然文化双遗产”；澳门以“历史城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申遗；杭州西湖申遗推广中国山水景观文化；鼓浪屿守护历史国际社区；良渚古城遗址环境系统整治与大遗址保护；北京中轴线申遗；景德镇陶瓷系列遗产系统保护，等等。这些案例展示了以规划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手段，在遗产价值识别、保护利用、国际传播等方面的深厚潜力。或者说，这些案例表面看是申遗成功，深层看则是公共政策如何把遗产价值转化为城市治理能力。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建筑系主任赵炜教授则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谈及大学校园规划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他认为，校园空间营建背后有深层逻辑：中西融合的面貌并非预先设定的美学标准，而是在后续营建过程中逐步生成的。校园“规划遗产”提醒我们，这类遗产天然带有活态属性，规划不是一次性定稿，空间是在持续使用、不断调整中生长出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遗产的保护，更多聚焦文物本体、历史建筑、古街古巷等有形遗存，保护方式多为挂牌、划定保护区、禁止破坏。但现代的城市治理逻辑告诉我们，比建筑遗存更珍贵的是规划智慧，比物理遗产更脆弱的是历史肌理。进而言之，拆一栋建筑还可能引发讨论，而一旦城市整体格局、路网水系、空间秩序被破坏，不但难以复原，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破坏。

现实层面看，保护“规划遗产”，最难的不是“挂牌”，而是识别。换言之，文物有本体，街区有边界，“规划遗产”却往往藏在格局、轴线、山水关系和制度传统里。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有耕地保护线，不能肆意侵占耕地；有生态保护线，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有法治保护线，不能随意拆迁居民的房子；有文物保护线，不能随便地破坏文物。现在，也亟需划定一条“规划保护线”，来守护城市文明基因、空间秩序与文脉逻辑。这条保护线守护的，不是一栋栋老房子，而是城市生长的底层逻辑。

哈尔滨工业大学戴锏副教授着重关注规划遗产视角下铁路遗产价值，她认为铁路遗产既是工业遗产又是线性遗产，承载着近代工业文明，是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抓手。铁路遗产本质上是“因铁建城、铁城共荣”的活态规划遗产，其体系凝结着线路选线、站点建设与城镇生长之间的规划智慧。

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学理溯源，从更为长远的时空看，思考“规划遗产”，本质上是在回答城市建设的根本问题：我们追求什么，又该为后代留下什么。

04传承之路

典型的案例，是杭州西湖。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申遗成功仅仅19天后，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资料显示，目前监测管理中心与遗产区内的43个现场分控室、19个现场管理机构，共同构成了有效的保护管理体系，对西湖文化景观遗产区及缓冲区执行实时动态管理，随时发现风险。当地已制定《杭州西湖文化景观遗产影响评估管理办法》，推动制度化保护。

杭州西湖的启示或许在于，遗产保护不是一次性的加冕，而是一场持续的制度修行。关注“规划遗产及其保护传承”，更多是一种基于概念共识的现实视角与求解思维，即“规划遗产”如何才能制度化、常态化进入决策层面，并保持持续、动态的监测，保持客观、透明的评价，让规划遗产真正实现“成为遗产，影响规划”。

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设计研究所所长赵志庆教授指出，规划遗产形成于规划、建设、调整与社会使用的长期叠加，其价值建立在这一历史过程及空间证据的连续关系之中。系统性保护的重点，在于整体格局、结构关系与历史脉络，最终为了让城市在走向未来时依然能够读懂自己的历史。

一座城市真正读懂自己的历史，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从而避免千城一面。而给中国城市划定一条“规划保护线”，是一个政府、企业、民众、媒体等多方协同的系统治理工程。

从政府层面看，要升级城市治理认知，完善顶层决策机制。既要重视“作为遗产的规划成果”，更要重视“作为规划的遗产智慧”。将规划保护线与耕地保护线、生态保护线、法治保护线、文物保护线等保护线并列，作为城市刚性治理的底线。

从企业层面看，要转变城市开发思维，树立规划传承意识。城市建设主体、开发主体、运营主体，既要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遗产保护，更要敬畏无形的规划智慧与空间秩序，不能以开发之名，破坏城市长期形成的空间肌理。

从民众层面看，要培育全民文脉素养，提升规划遗产认知。可以通过常态化科普、城市课堂等形式，让民众读懂家乡城市的规划逻辑、历史脉络与人文价值，形成懂文脉、守肌理、护遗产的社会氛围。规划遗产最终的守护者，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

从媒体层面看，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注重认知纠偏价值。媒体可以联合高校、智库搭建公共讨论平台，常态化开设“规划遗产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主题沙龙与公益讲座，邀请嘉宾解读政策、纠正误区，弘扬科学的城市发展观，批判破坏性的城市更新，为城市文脉传承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四方协同，实质上是把规划遗产从专家话语转化为公共知识、治理规则和城市伦理。

清华园内，矗立着一方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碑文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种精神，同样适用于“规划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赓续这种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读懂藏在城市空间中的营城智慧，文明之光，方能持续照亮中国城市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划定“规划保护线”，不是为城市的过去设限，而是为城市的未来留存选择。

同样，文明之光，不是照在文物遗址上的追光，而是照进城市日常生活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