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给中国城市划定一条“规划保护线”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又回到清华园，参加本次“规划遗产及其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遇到这么多旧雨新知，也听到不少真知灼见。

发言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心得。最近我在思考，人际之间的表达与交流，逻辑固然重要，“前提”更为首要。研讨规划遗产，同样先要厘清我们讨论的前提——何为遗产、保护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直接讨论保护技术。每个人的发言，都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自己的求学经历、社会阅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社会角色等因素，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表达与交流效果。就个人而言，从求学经历看，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后来又陆续学习了经济学、法律、管理学、社会学等，从职业经历看，我从大学时代写作评论，一直到现在，近些年工作重心在智库运营。中文的学科背景，让我对母语的感知更为敏锐，比如说“规划遗产”这个词，更在乎研讨之前的共识度有多高，媒体评论经历，让我学会对现实议题保持高度敏感，智库运营经历让我更加关注决策及其咨询，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去挖掘问题、求解问题。所以，我关注“规划遗产及其保护传承”，更多是一种基于概念共识的现实视角与求解思维。

一、“规划遗产”的三点启发

刚才有嘉宾发言时谈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正好月底我要到江苏的苏州江村学院，参加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90周年活动。其实，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清华大学教授的吴景超先生提出的是“都市中国”，“以都市救济乡村”。两种观点，两种判断，都是学者的独立认知。但这种认知与重大决策相结合，可能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当然，就近些年的考古成果来看，比如陶寺遗址的考古，中国一直以来也是“城乡中国”，就像武廷海教授在《光明日报》强调的“城市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

今天听各位嘉宾发言，受益匪浅，感慨良多，我想做一点补充：

1、什么是“规划遗产”，如何定义，内涵如何，外延到哪，需要更明确，这是有效研讨的前提。在我看来，中国城市的“规划遗产”，首先承载着古代营城背后的治理秩序，是政治治理遗产；其次是工匠与士人代代传承的营造技艺与空间智慧，属于营造遗产；最终落地为公共遗产，是一座城市公共生活、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

2、“规划遗产”不仅体现在古都，也体现在都城、省城、府城、县城等不同层级城市。以前我研究侯仁之先生时，知道他除了关注北京的中轴线保护传承，还特意关注榆林、淄博、承德等城市，在规划层面都有相应的研究，挖掘城市规划的传统。包括我最近关注的河南商丘，也是历史古都，虽然没有其他古都名气大，但在规划上也很有特色。还有我关注的县域城市醴陵，同样如此，千年古邑，在文庙等地方都能看到“规划遗产”的影子。

3、“规划遗产”不仅仅是抽象的，更是具象的，比如古今地名。地名也应该算是一种“规划遗产”，甚至是很重要的遗产，近些年，关于地名修改引发不少学者与民众的关注，实践也证明，有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因改名而备受争议。

基于近年来对城市发展、区域治理、文化传承的持续观察，我想提出一个核心观点：中国城市发展，亟需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正式划定一条刚性、长效的“规划保护线”，把规划遗产的识别、分级、管控、监测和问责纳入法定边界。它保护的不只是文物本体和历史建筑，更是城市格局、空间秩序、历史肌理和规划智慧。

二、政策中的“规划遗产”保护线

最近发布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在第九部分“提升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中，专门对空间规划管控、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文件明确提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压紧压实文化遗产保护责任。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强化对领导干部履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经济责任情况的审计监督。特别提出，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强化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统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立数据安全共享与动态维护机制，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

其中，统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非常值得关注。这一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正在走向系统保护的重大升级。

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遗产的保护，更多聚焦文物本体、历史建筑、古街古巷等有形遗存，保护方式多为挂牌、划定保护区、禁止破坏。但现代的城市治理逻辑告诉我们，比建筑遗存更珍贵的是规划智慧，比物理遗产更脆弱的是历史肌理。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有耕地保护线，不能肆意侵占耕地；有生态保护红线，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有法治保护线，不能随意拆迁居民的房子；有文物保护线，不能随便破坏文物。现在，也亟需划定一条“规划保护线”，来守护城市文明基因、空间秩序与文脉逻辑。

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集合，更是生活秩序的容器、公共记忆的底座。一座城市的真正厚度，不在于高楼大厦的高度，而在于历史文脉的长度、规划智慧的厚度、人居环境的温度。

可以说，国家政策已经为城市遗产保护划出了制度红线，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学界如何深化理论阐释、业界如何落实治理实践、城市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此次“规划遗产及其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三、对话中的“遗产观念”保护线

这跨越二十年的一系列学术对话，让我慢慢意识到，除政策层面的保护线之外，还存在一条观念层面的保护线。说来巧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做过上百次学术对话，简单梳理一下，与城市规划相关的至少有九场，涉及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这些跨时段、跨地域、跨学科的学术对话，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遗产观念”保护线：城市发展不能只重技术、只重更新、只重开发，必须回归人本、回归文脉、回归传承。刚才单霁翔院长讲了八个故事，也是八个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下面，我讲九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对话”。

第一次对话，是2007年，在我与台湾学者夏铸九先生的对话中，他提出市民的都市经验，市民的集体记忆，市民对都市空间的感受，市民对“自己是谁”的追问，就是城市认同感。（《城市认同感：管理者要和市民对话》）

第二次对话，是2010年，在我与阮仪三先生的对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城市规划是立足于解决矛盾，出现问题怎么来协调，怎么把它摆平，把这个作为城市规划的手段。“其实，这种协调是被动的，它不是主动来考虑整个城市的合理分布，然后城市怎么样更好地和生态相结合。”（《上海世博为“城市病”把脉 思想比技术更重要》）

第三次对话，是2012年，在撰写《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的过程中，在燕南园61号，在崇文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在莲花池公园，在侯仁之先生曾走过的那些地方，我不止一次和他隔空对话，他指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分析从北京到华盛顿的城市设计主题思想变迁，也是将“世界遗产”概念引入中国、推动中国“申遗”的第一人，这些都是宝贵的“规划遗产”。

第四次对话是2023年，我和中国人民大学何艳玲教授对话时，她直言不讳，“以前的城市化进程还是比较粗放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程度不高，城市规划有可能就是‘墙上画画’，它不可能真的按照逻辑规划去建设城市。”她更聚焦城市民生底色，认为越是有“烟火气”的地方，越是能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明勇对话何艳玲（上）：为什么要重视城市的“烟火气”》《高明勇对话何艳玲（下）：城市治理需要价值倡导和科学精神》）

同年，第五次对话中，我与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交流中，他提醒，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校正地方政府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改变每一个地方都要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和税收总量这样一种激励，然后我们的地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又比较强有力，那么他所带来的结果就很难避免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的问题。”（《高明勇对话陆铭（上）：千万不能用行政辖区意义理解“城市”》《高明勇对话陆铭（下）：城市竞争的关键是“以生活留人”》）

2025年的第六次对话，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顾涛教授提出应把城市治理上升到文明高度，并指出中国的“礼乐文化”渗透在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人居环境的方方面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正是历史上一个成功的案例。只有深入挖掘和研究各个领域与礼乐的关系，我们才能将华夏礼乐文明的精髓传承下去，让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助推器。（《高明勇对话顾涛：把“礼乐”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

同年，第七次对话中，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武廷海教授提出重构中华文明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中华文明自起源之日起就有着鲜明而独特的空间观念，这是中国城市规划独有的文化根源。中国城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与综合体现，文脉赓续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工作特别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明勇对话武廷海：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城市性”》）

第八次对话，2026年与澳门大学的王笛教授对话时，立足市井文明、市民生活，他强调“一座城市中的历史街区，不管是商店的格局，小街小巷，还有这些装饰以及铺面等，实际上它是一种生态和景观，对过去的传统的一种延续。”（《高明勇对话王笛：城市终究是“人”的城市》）

最近的第九次对话，是与清华大学郭璐老师，她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人居的物质空间形态也不断变化，但人心、人性的变化是有限的，古今人性是相通的，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人居史可以为今天的人居建设提供资鉴。（《高明勇对话郭璐：从城市规划，重新发现家乡》）

跨越近二十年、横跨两岸多地的系列学术对话，隐约形成一条城市观念演进中的保护线：城市发展的迭代可以很快，但城市文明的根脉不能断；空间的面貌可以升级，但人居的底色不能丢。

四、舆论中的“遗产认知”保护线

对照顶层政策要求、学界共识理念，在当下城市发展实践中，要警惕并杜绝普遍存在或潜在的认知偏差、行动偏差、价值偏差，防止出现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的误区。

一是重“更新”轻“守护”。之前，有些地方一度过度追求城市面貌迭代升级，将更新等同于翻新，将发展等同于替换，不仅是对既有城市格局、历史肌理、传统空间缺少敬畏，还可能造成建设性破坏和更新式流失。

二是重“有形”轻“无形”。以前一些地方普遍重视古建筑、老街区、地标建筑等看得见的遗产，却容易忽视规划肌理、空间秩序和人居传统等无形遗产，从而丢掉城市的灵魂。

三是重“名气”轻“价值”。有些地方偏好网红地标，致力于流量景观，过度追求传播度、话题度和知名度，却忽视城市遗产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四是重“开发”轻“保护”。不少城市将历史资源、文脉资源作为商业资源和文旅资源，过度商业化和产业化，结果，保护性开发异化为开发式消费。

五是重“规划”轻“规则”。也有些地方重视项目规划与空间规划，却缺少刚性保护规则与动态管控体系，结果，往往容易因人事变动等因素而改变，缺少稳定性，无法持续。

六是重“地标”轻“生态”。有些官员热衷于打造所谓的超级地标、特色建筑、形象工程，却忽视了城市文脉生态与原住民生活的生态，导致城市形象趋同。

七是重“效仿”轻“独创”。一些城市的建设规划盲目跟风，不切实际地复制照搬，最后丢掉自身独一无二的地域基因和城市气质。

这七重认知偏差，本质是缺少一条刚性的“规划保护线”。没有底线，就容易肆意突破，而没有标准，就容易随波逐流。

五、协同中的“规划遗产”保护线

给中国城市划定一条“规划保护线”，不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而是政府、企业、民众、媒体等多方协同的系统治理工程，需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保护体系。

从政府层面看，要升级城市治理认知，完善顶层决策机制。既要重视“作为非遗的规划成果”，更要重视“作为规划的非遗智慧”。将规划保护线与耕地保护线、环境保护线、法治保护线、文物保护线等保护线并列，作为城市刚性治理的底线。比如，在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中，增设规划遗产、城市文脉、空间治理等领域专家席位，从决策源头规避建设性破坏，让城市更新始终守住文脉底线、延续发展逻辑。

从企业层面看，要转变城市开发思维，建立规划传承意识。城市建设主体、开发主体、运营主体，既要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遗产保护，更要敬畏无形的规划智慧与空间秩序。比如，在项目设计、空间改造的过程中，坚持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等原则，避免粗暴改造、割裂文脉、破坏肌理等行为。

从民众层面看，要培育全民文脉素养，提升规划遗产认知。城市保护并非政府和专家的专属工作，而是全民共同责任。可以通过常态化科普、城市课堂等形式，让民众读懂家乡城市的规划逻辑、历史脉络与人文价值，形成懂文脉、守肌理、护遗产的社会氛围。

从媒体层面看，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注重认知纠偏价值。媒体可以联合高校、智库常态化举办“规划遗产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主题沙龙与公益讲座，邀请嘉宾解读政策、纠正误区，弘扬科学的城市发展观，批判破坏性的城市更新，为城市文脉传承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总而言之划定“规划遗产”保护线，不是为城市的过去设限，而是为城市的未来留存选择。城市更新，不能只追求空间翻新，更要守护空间秩序、传承营城智慧。期待学界、政府、社会各方一起探索，让“规划遗产”的价值真正融入城市治理，让每一座城市，都能带着自己独有的文明根脉走向未来。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本文系根据作者2026年10月10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遗产及其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