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对人类文明进步动力机制的揭示

中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不仅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念，更在于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机制。

从仰视到平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对人类文明进步动力机制的揭示

撰文/娄晓琪

本文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关系百年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以“仰视—平视—文明交流互鉴—命运共同体”为分析框架，研究探索2001年至2026年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生成与演进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西方为参照系的仰视阶段，以文明主体性确立为标志的平视阶段，以及以“2014《文明宣言》”“2023《全球文明倡议》”和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为标志的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建构阶段。文章提出，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根本品格在于“内生外化、知行合一、文明为帆”，其核心指向并非以新的文明优越取代旧的文明优越，而在于探索不同文明在共同挑战面前共生共进的路径；其理论贡献则在于揭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动力机制。文章进一步讨论了这一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形成路径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关于人类文明进步重要动力机制的揭示，构成全文的核心结论。

一、引言：一个问题意识

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往往伴随着三种命运：征服、同化或隔阂。但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中，始终潜藏着第四种可能：在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形成命运与共的文明共同体。这种可能，在21世纪以前从未成为主流，因为缺乏一个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文明主体将其转化为现实。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正是对这第四种可能的系统探索。

本文所使用的“文明”概念，指的是文化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复合体系，包含价值观念、制度规范、技术物质成就与社会组织形式四个维度，并在历史中延续、变迁与交流互鉴。这一定义包含一个内在的规范指向：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封闭的纯粹性，而在于开放的对话性。文明演进的关键，不在于某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而在于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提升和融合发展。这一界定的功能在于：它不把文明等同于狭义的文化成就，也不把文明视为政治体的同义词，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包含制度、物质、价值与社会维度的复合存在。

十六世纪以降的全球化进程，大体上是一部西方文明向外扩张、其他文明被动应对的历史。中国在这场大潮中经历了从“天下中心”到“边缘追赶”的跌落，也经历了从“追赶者”到“对话者”的再出发。

本文所考察的“百年嬗变”，正是以1840年为历史起点，以2001年为转折标志，以2026年为阶段节点。在这一时间框架中，“仰视”是起点状态，“平视”是转折后的新基点，而“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则是平视之后的方向性选择。

这里需要先对“仰视”和“平视”作一界定。本文使用这两个概念，并非对民族心理的价值评判，也不是对某种国民性格的褒贬，而是对特定历史处境下文明参照系状态的描述性分析。“仰视”指的是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结构中，一个文明被迫以另一个文明为唯一参照坐标，以追赶对方为基本路径，从而在认知结构上形成的非对称关系。它不是“自卑”的同义词，更不是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一种历史处境的客观描述。同样，“平视”也不意味着傲慢或对抗，而是指文明参照系从“单极化”回归“多极化”之后，一个文明能够以平等姿态看待自身与他者的认知状态。本文使用这两个概念，意在呈现一种结构性变迁，而非表达情感立场。

2001年，21世纪的第一年。“9·11”恐怖袭击的浓烟从美国纽约曼哈顿升起，迅速笼罩了全球政治的天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在一夜之间从学术假说变成了残酷的现实预言。不同文明之间，究竟是必然的冲突，还是可能的对话？这个追问，悬在了每一个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心头。

这里需要正面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学术影响与现实后果同样深远。它的核心命题是：冷战后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文明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这一命题的敏锐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意识形态对峙消解后“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力量的重要性。但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把文明之间的“差异”直接等同于冲突的“根源”。事实上，差异本身并不导致冲突。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冲突，极少因为“不同”而爆发，更多是因为对“不同”的恐惧、对“同”的强求，以及对“他者”的傲慢而爆发。将差异视为威胁本身，才是制造冲突的心理机制。亨廷顿的理论在描述层面有其洞察力，但在归因层面存在一个危险的逻辑跳跃：它把人类处理差异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冲突，归咎于差异本身。这一跳跃的后果是，它将“冲突”包装为“必然”，使人们忽视了另一种可能——通过制度性对话和持续文明交流互鉴，差异可以成为彼此丰富的源泉，而非彼此对立的借口。中国始于2001年、历经25年的文明对话实践，其意义正在于用事实反驳了这一“冲突的必然性”假设。

正是在2001年这一年，联合国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并于同年11月通过了《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这份纲领性文件向全世界宣告：对话而非冲突才是人类未来。也正是在这一年，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启动，中国以一种沉稳而坚定的姿态回应了联合国的号召：北京申奥成功，被视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新起点”；全国政协在北京举办“21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研讨会，系统阐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一本以“看文明、知中国、走世界”为宗旨的杂志——《文明》在北京面向世界正式创刊，搭建起一座文明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25年后的今天，中国倡议设立的“文明对话国际日”已成为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性纪念日。中国不再是那个急切想挤进世界舞台边缘的学生，而是已经站在舞台中央，重新找回自己的使命、角色和台词。世界也在重新打量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是一个从仰视到平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最终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螺旋上升过程。文明交流互鉴并非一种过渡性工具，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形态。这一形态本身经历了从自然行为到自觉实践的转变：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机制被系统揭示之前，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自然发生过程；“2014《文明宣言》”的理论意义，正在于将这一自然过程转化为具有明确规范指向的自觉实践。这一自觉实践的深层含义在于：如果文明之间只是相互欣赏而不形成命运与共的整合，那么对话就永远是外部的、浅层的。真正的文明自觉，以文化自立为前提，以文明交流互鉴动力机制的揭示为条件，在认识到不同文明已处于同一命运之舟的基础上，形成价值层面的“一致”与行动层面的“整合”。这一过程既非民族主义的膨胀，也非简单的“东方转向”。它是在重新确立各文明主体性之后，试图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公共性叙事。其标志性成果，就是“2014《文明宣言》（后简称《文明宣言》）”的诞生、“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2023《全球文明倡议》（后简称《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的落地、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主张走向国际共识。

这里有必要对“文明交流互鉴动力机制”这一概念的理性价值作出清晰定位。这一人类发展进步动力机制揭示的意义，可以与自然科学史上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相类比。苹果落地是人人可见的自然现象，但只有揭示出引力定律，人类才从“看到现象”进入“理解规律”。同样，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但只有揭示出“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机制，人类才从“自发经验”进入“自觉实践”。这是人类发展进步动力机制的自觉揭示，是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

这一发现之所以由中国完成，并非偶然，而是两个历史条件的交汇：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多民族交流互鉴的文明实践，它提供了“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深厚经验积累；二是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它提供了从实践经验中提炼普遍规律的理论工具。两者的结合，使中国有可能在21世纪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发展进步的动力机制。这一发现，正是本文所论述的“从仰视到平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这一百年嬗变过程中最根本的理论成果。

2026年，恰逢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设立与《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发表25周年，全国政协在北京举办“21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研讨会25周年，也适逢《文明》杂志创刊25周年。这三个25年的重叠并非偶然：它意味着全球文明对话事业与中国文明对话实践，在同一历史起点上出发，在同一条时间轴上生长，又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共同走向新的阶段。回望这四分之一世纪，回望的是一个理念如何从倡议走向制度，一个文明如何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也是一种实践如何从杂志版面走向联合国决议的全部过程。

二、仰视：自我矮化的历史坐标

这一百年的仰视，并非一成不变的姿态，而是经历了三个可辨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至1919年的“求索式仰视”。从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之思，到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制度之困，再到甲午战败后严复译《天演论》引入“优胜劣汰”的文明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次次挫败中逐步接受了一个预设：西方之所以强，不仅在于器物与制度，更在于其文化根基。这一认知的顶点，是“五四”一代对传统的激烈否定。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的“自主建设中的隐性仰视”。新中国在政治上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但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上，西方仍然是隐形坐标。“赶英超美”的目标恰恰说明，即使是在最强烈的自主意志中，衡量中国进步与否的尺子仍然是由西方设定的。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2001年的“务实型仰视”，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不再偏重追问“我们是谁”的文化哲学问题，而是全力以赴学习西方的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

（一）仰视的结构性起源

仰视，并非一种天然的心理状态，也不是一个文明内在品质的缺陷，而是特定历史处境的产物。本文所说的“仰视”，始终指向一种结构性位置和认知框架，而非对任何群体的情感判断。1840年以后，中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被迫“再定位”。从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中国社会的自我认知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坍缩。这种坍缩的逻辑终点，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等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接受。

仰视的核心特征，是以西方为唯一坐标，以追赶为唯一路径。它表现为一种文明参照系的“单极化”：衡量中国进步与否的尺度，是西方给定的尺度；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是相对于西方的“差距”来定义的。

但即使在最深的仰视中，中国也从未停止寻找另一条道路。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阐释“三个世界”理论。这些看似孤立的外交事件，实则是一以贯之的努力：在被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一种非仰视的文明姿态寻找制度空间。它们是后来的“平视”和“文明对话”的史前史。

（二）改革开放与仰视的复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经济与科技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国门重新打开，物质文明的巨大落差再次刺激了中国社会。整个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核心焦虑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再不追赶，就要被开除球籍。”

这个时期的仰视，不同于晚清民初略带绝望的仰视，它是一种务实型仰视：不再偏重于追问“我们为何落后”的文化哲学问题，而是致力于“如何尽快学会”的技术实践问题。从市场经济理论到企业管理方法，从法制建设到城市规划，中国以极大的谦卑姿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一切可见经验。

然而，务实型仰视也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张力：学习到什么时候为止？追赶成功了之后，中国是谁？

这个张力，在进入新世纪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征程之后，开始逐渐显露。

三、平视：文明主体性的确立

（一）平视的物质与代际基础

平视的发生，不是姿态调整的结果，而是结构性条件变迁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可以由主观宣告而获得的状态，而是在特定物质基础与代际经验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沉淀为一种稳定的认知图式。

从物质层面看，平视的根基在于中国社会在相对短期内完成了大规模的现代化积累。高铁网络的扩展、城市空间的重构、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升级、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完整工业体系的逐步构建、完善与形成，这些变化的意义不止于提升了生活便利性，而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被普遍体验的“现代生活世界”。当中国民众能够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完整地感知、参与并享有现代性的具体形态时，西方社会便不再构成现代性想象的唯一来源。这并非一种观念上的拒绝，而是一种经验层面的替代：当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行性在本地获得充分验证，外部参照就不再具有非此不可的规范性力量。

物质基础本身并不自动产生平视的心理。它需要一种传导机制，将结构性变化转化为代际性的普遍认知。这一传导机制，就是代际更替。1980年代及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后出生的群体，其成长过程与中国国力上升期高度重叠。但关键不在于他们“出生得晚”，而在于他们的全部社会化经验都发生在物质基础已经初步完成积累的环境之中。他们并未内化“西方等于先进”这一先验认知框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这种框架，而是因为他们的经验结构中并不存在支撑这种框架的原材料。在他们的经验世界里，中国与西方并非“理想类型”与“现实偏差”的关系，而是两个可以平行观察、比较和评估的现实对象。换言之，代际更替不是平视的“原因”，而是物质基础转化为平视认知的“机制”。没有物质基础，代际更替只会产生无知的自大；有了物质基础，代际更替才能将平等比较从个体经验沉淀为代际共识。

综合来看，平视的形成可被理解为一个“结构-机制”双重过程：物质条件的普遍提升为平视提供了结构性基础，减弱了对外部模板的依赖；代际更替则为平视提供了传导机制，使结构性变化转化为可被个体普遍体验和确认的认知图式。结构是原因，机制是路径。两者结合，才塑造了一种不再以他者为中心来定位自我的稳定认知结构。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平视的文化质量：有结构支撑的平视，是文化自信；脱离结构支撑的平视，只是盲目自大。

（二）平视的理论内涵

平视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庸姿态，它包含着三个层次。

第一，权利平视。不同文明都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存在“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的天然支配权。

第二，认知平视。西方的知识体系、制度模式、价值观念，不应被预设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而应被放置在与其他文明经验的比较中加以审视。

第三，话语平视。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制定权和叙事权，不应由少数国家垄断，而应反映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智慧。

（三）2001-2013：在参与中确立平视的资格

平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全球文明对话的实践中逐步获得的。2001年至2013年，是中国作为全球文明对话“积极参与者”的时期。

早在2000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就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邀请，成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18名成员之一。同年12月，宋健率团赴维也纳出席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多样性是宇宙中普适的自然法则》的专题发言，从宇宙观的高度论证了文明多样性的合理性。这是中国学者在全球文明对话机制中最早的深度参与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平视的仪式性确认。中国首次在西方设定的现代文明舞台上，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完成了一次高水平的自我呈现。北京奥运会上，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在公平竞争中不断超越，共刷新了43项世界纪录和132项奥运会纪录。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在闭幕式上评价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但中国的参与，不只是“照西方规则办事”。从2004年起，《文明》杂志社在中央要求和北京市委的部署下，启动了《奥林匹克文化读本》系列特刊的出版工作，并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先后推动《奥林匹克宣言》全球首发、首座“奥林匹克宣言广场”落成和《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Ⅰ》全球发布。这一系列实践的深层意义在于：中国在参与奥林匹克这一西方文明产物时，没有简单地充当“规则执行者”，而是以中国文化中“长卷”的独特形式创造性推出《奥林匹克文化长卷》，将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艺术、中国美学、中国哲学进行融合性表达。这就是“平视”的文明实践：既尊重对方的框架，又不放弃自我的表达方式；既参与全球共同活动，又赋予其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印记。

2010年9月，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孔子诞生地——山东曲阜尼山举行。这是中国境内首次由民间机构发起、以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的高层次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来自欧洲、美洲、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专家学者和政要参与。论坛闭幕式上发布的《尼山和谐宣言》，倡导“仁爱、包容、礼让、诚信”“理解尊重，化解积怨”“对话交流，避免冲突”的理念。据目前所见材料，这是较早以人类和谐为主题的国际性宣言之一。

2012年11月，中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与联合国经社部共同主办的“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民间力量进入联合国总部主办文明对话活动。

这一阶段的文明实践，更多是在参与中学习和借鉴，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自觉。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4年——《文明宣言》的提出，使文明交流互鉴从自然行为转向自觉实践。

四、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理论生成

2014年《文明宣言》的提出标志着这一转折的完成。但在此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平视之后，中国将走向何方？

（一）平视之后滑向俯视的风险

平视之后，中国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走向一种新的“俯视”，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还是走向“文明交流互鉴”，在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

“新俯视”并非一个抽象的逻辑可能。它在世界历史中有过多次具体的呈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脱亚入欧”，起初是向西方学习，但在国力上升后迅速转向了对亚洲邻国的文明优越论，“大东亚共荣圈”的修辞正是以文明等级论为内核的俯视。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同样是一种俯视：它不再以武力征服为手段，而是以制度优越为旗帜，将某一种文明的发展路径宣布为人类历史的终点。这些历史教训表明，仰视者一旦获得力量，最自然的心理补偿就是反转姿态，从“仰视”跳到“俯视”。这种反转在心理上是流畅的，在文明上却是危险的。

（二）中国不走向新俯视的三层约束

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之后最深层的疑虑，也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必须正面回答的理论问题。中国不会走向新的俯视。这并非姿态上的谦逊，而是受制于三层结构性约束。

第一层：历史记忆的免疫。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教训，就是被他人俯视。从鸦片战争到“东亚病夫”的污名，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集体焦虑，中华民族对被“俯视”的伤害有着尤为深刻的历史记忆。一个从被俯视中走出来的文明，最清楚被俯视的痛苦和代价，也最没有理由重复施暴者的逻辑。这种历史记忆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它已刻入民族心理深处，成为一种结构性情结。

第二层：文明基因的规约。“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处理差异的核心智慧，而非外交辞令。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把“和”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而非消灭“不同”。《尚书》讲“协和万邦”，《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都是指向在不同的文明主体之间寻求和谐共生的秩序安排。这种文明基因决定了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在深层结构上是反“俯视”的。俯视意味着将某种文明价值尺度绝对化，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恰恰在于承认文明价值尺度的多元性和互补性。

第三层：现实利益结构的约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深度得益于全球化体系中的开放合作。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源链，都与世界紧密嵌套。一个文明若走向俯视，必然走向封闭；而封闭对于今日中国而言，不仅是发展的损失，更是生存的风险。这种利益结构的深度嵌入，构成了一种超越主观意愿的客观约束：中国选择文明对话，不仅因为“应该”，更因为“必须”。

在这三层约束之下，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实践选择了一条制度化的多边路径——从联合国决议提出到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设立，从《文明宣言》到《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再到确定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这条路径本身，就是上述约束的制度呈现：当一个文明选择以多边制度作为其理念的实现路径时，它已经在制度设计上内嵌了对“俯视”的自我约束。

（三）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三重逻辑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明确的宏伟蓝图，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凝聚共识的文明价值基石，为蓝图提供了核心理念与准则；“文明交流互鉴”则是实现蓝图的关键路径，为理念落地提供了方法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理念指引，指导“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径；“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入推进，又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构建，则会在更高层次上弘扬和升华“全人类共同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核心架构。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超越性范式

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中国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五个维度：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议，此后又相继写入联合国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等机构的多项决议，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全球治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性，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近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范式。它并不限于对现有国际规则的修补，而是着眼于全球治理理念、逻辑与目标的重塑。

它尝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和合共生”。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还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和平”，其底层逻辑都暗含“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传统理论默认世界由霸权国主导，国家间是实力等级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倡导通过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实现共同利益。

它尝试超越“文明冲突论”，反对将文明差异视为冲突根源，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其追求是“和而不同”，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和谐，而非通过“制造他者”来维系自身认同。

它尝试超越狭隘的“共同体”想象。西方“安全共同体”理论往往局限于特定价值观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则着眼全人类，是开放、包容的。

（五）全人类共同价值：规范基础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表述，并将其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鲜见先例。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承认价值的普遍性，但拒绝实现路径的单一性；它承认文明的共性，但尊重文明的特殊性。表面上看，这些价值词汇与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有重叠之处；但深层逻辑不同：西方自由主义将这些价值视为自身文明的“专利品”，并以单一实现路径强加于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论述，则强调这些价值是不同文明在各自历史实践中共同追求的方向，实现路径可以而且应当多元。换句话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平视”基础上生成的一种规范性表达。

（六）文明交流互鉴：关键路径

从2014年《文明宣言》到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再到2024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有一条清晰的从思想到制度的演进线索。《文明宣言》确立的是“怎么看”——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回答的是“怎么办”——尊重多样性、弘扬共同价值、重视传承创新、加强交流合作；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回答的是“做什么”——将中国倡议落实为国际制度。

1、文明交流互鉴动力机制：从自然到自觉的理论跃迁

在系统阐述《文明宣言》的三项核心原则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交流互鉴”能够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全部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人类文明史上，交流互鉴一直是自然发生的事实。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印度洋上的季风贸易、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交融，都是这一事实的具体呈现。但在2014年《文明宣言》之前，交流互鉴始终被理解为一种“好事”“美德”或“交往方式”，从未被提升到“人类文明进步动力机制”的理论高度。

《文明宣言》完成了这一跃迁。它明确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科学创新性论断首次把“交流互鉴”从经验层面提升为规律层面，从道德倡导提升为科学认识，从局部现象提升为普遍机制。

这一揭示的理论意义可以类比自然科学史上的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之前，人们知道物体会下落，但不理解其背后的规律；牛顿之后，人们不仅理解了引力，而且能够据此预测和利用自然现象。同样，在《文明宣言》之前，人类知道交流互鉴有益，但不理解其作为文明进步动力的内在机制；在此之后，人类有可能自觉地、系统地把交流互鉴作为推动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的根本路径来实践。当然，这种类比不应被机械理解。社会科学所揭示的动力机制，不同于自然科学定律的精确可预测性，它呈现的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基础性规律。承认这一区别，恰恰使类比更具学理分量：它在类比中表明的不是“相同”，而是“相通”——不同领域之间共享的“从现象到规律”的认知飞跃。

这一发现之所以由中国完成，具有深厚的文明根基。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多区域、多文化持续交流互鉴的历史。从黄帝“合符釜山”的部落联盟，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交汇；从汉唐丝绸之路的贯通，到宋元海外贸易的繁盛；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长期互动，到佛教东传、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度交融——交流互鉴不是中华文明的外来附加物，而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内在生存方式。这种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实践，使“和而不同”从一种伦理理想沉淀为一种被反复验证的文明规律。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为这一传统智慧提供了现代科学的提升工具。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检验真理——这使得中国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不再盲从任何外来教条，而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来验证文明交往的有效性，辨别哪些外来文明要素真正有利于自身发展，哪些则水土不服，从而实现了文明交往的“精准化”与“自主化”；矛盾运动推动发展——马克思主义透过文化表象，看到了驱动文明互动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突破旧的交往形式（如地域隔绝、文明壁垒），要求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明交流，因为单一的文明体系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必须通过对外交往吸收新要素、化解内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交流互鉴的历史必然性，它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善行，而是生产力突破地域壁垒的客观要求。这些科学方法使中国有可能从“知道交流互鉴是好事”的经验判断，上升到“揭示交流互鉴是文明进步动力”的理论认识。

因此，“文明交流互鉴动力机制”的揭示，不是简单的概念创新，而是两个伟大传统交汇的产物：中华文明五千年交流互鉴的实践智慧 ×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理论提升=人类发展进步动力机制的自觉揭示。这正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最根本的理论贡献，也是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的重大思想公共品。

2、《文明宣言》的内生性意义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这篇后来被国际社会称为“2014《文明宣言》”的演讲，系统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须秉持的三项核心原则：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反对将文明简单对立；文明是平等的，各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傲慢与偏见是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文明是包容的，包容为交流互鉴提供动力，应以“和而不同”实现和谐共生。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句著名论断首次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机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交流互鉴”从自然现象提升为动力机制的自觉认识，其理论意义相当于社会科学领域揭示了文明进步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一论断后来成为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最精炼的表达，也是本文所有理论展开的基石。

《文明宣言》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的内生性。它不是舶来品，也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回应，而是从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的内在基因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思想果实。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老子的“知和曰常”，《尚书》的“协和万邦”，这些中华元典中的智慧，在21世纪的全球文明对话中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这种深厚的内生性，使得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笃定与从容。这让人想起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命题：一种文明首先要认识自己，才可能在多元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贡献于人类共同的问题。

2015年11月3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70周年暨第38届大会上，《文明宣言》的国际传播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按中央部署，《文明》杂志在这届大会上推出了首个《文明宣言》国际传播读本——完整刊载“2014《文明宣言》暨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的《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世界遗产》特刊。这本《文明》特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成为大会指定唯一文化读本，也是第一个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会的国家文本。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特刊署名文章中写道：“中国领导人的远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不谋而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通过教育、文化、科学、交流和信息等‘软实力’携手共进，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3、《全球文明倡议》：行动框架

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四个共同倡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框架：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4、“文明对话国际日”：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制度

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15个国家参加决议核心小组，83个国家参加联署。这充分表明《全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时代需求，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

这一事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文明议题进入联合国制度框架。长期以来，联合国的核心议题是安全、发展、人权，“文明对话”更多停留在学术讨论和民间交流层面。“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将“文明对话”提升为一个具有制度约束力的全球公共议程。

第二，中国从议题参与者转变为议题设置者。中国推动设立这一国际日，意味着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的核心场域中主动设置文明议题，这是一种话语权的实质性提升。

第三，文明对话成为国际共识。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说明“文明对话”的理念获得了跨文明、跨意识形态的广泛接受。全人类共同价值由此从理念走向机制。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要求“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意味着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层面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的制度层面，获得了持久的制度保障。

（七）从文明交流互鉴到命运共同体：整合的飞跃

文明交流互鉴解决了“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没有回答：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交流互鉴只停留在“相互欣赏”，那么它可能沦为一种文明间的“礼貌”，而不触及国际关系的深层结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彻底回答。

这里需要先对“整合”做一个清晰的界定。本文所说的“整合”，既非制度性的一体化，也非权力结构的重组，更非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吸纳。它指的是“命运意识”和“行动协调”层面的整合：不同文明在认识到自身命运与整体人类命运不可分割之后，在共同挑战面前形成价值共识与行动合力。明确了这一界定，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区别。

第一，从“相互看见”到“命运整合”。文明交流互鉴强调“我和你不同，但我愿意理解你”；命运共同体则强调“我们虽有不同，但我们同在一艘船上，必须共同面对风浪”。

第二，从“价值对话”到“价值一致”。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仅仅服务于“对话”，它更是“共建”的规范性基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要成为不同文明共同认可和共同遵守的底线，而不是对话桌上的装饰品。

第三，从“交流机制”到“行动合力”。“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其意义不止于纪念对话本身，更在于推动不同文明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等人类共同挑战时形成一致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替代”，而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完成”。没有交流互鉴，共同体是空的；没有共同体，交流互鉴是浅的。

文明交流互鉴所指向的，是一种各文明在平等对话中共同拓展的开放包容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开放意味着任何文明都不以自身尺度为世界设定准入门槛；包容意味着差异不被视为需要消除的缺陷，而是可供相互启发的资源。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想的世界图景：不同文明可以保留各自的传统与特性，同时共享一套最基本的价值共识与行动框架，在相互尊重中共同面对人类性问题。

五、知行合一：实践形态与全球表达

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最鲜明的品格，在于它不空谈理念，而是用实践去检验和充实理念。申奥成功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尼山论坛的创办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召开，“奥林匹克宣言广场”的落成与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与《文明长卷Ⅰ》的全球发布——这些实践构成了一个从理念到行动的完整序列。

（一）奥林匹克文化长卷：在人类共同遗产框架内进行文明表达

从2004年第一套《奥林匹克文化读本》，到2008年以中、法、英三种文字全球首发《奥林匹克宣言》，再到2012年全球首座“奥林匹克宣言广场”在北京建成、《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Ⅰ》全球推出；接着，2016年《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Ⅱ》以奥林匹克运动120年来的百位杰出奥林匹克人为主体向世界展示奥林匹克文化之美，国际奥委会文件明确“《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活动，以北京为中心和起点，以《奥林匹克宣言》为载体，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文化，为推动奥林匹克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2022年《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Ⅲ》以“奥运+春节”为主题，让近百个国家的华侨社团及各国青年参与网络手拉手全球传递活动；2024年《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Ⅳ》携手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从北京发起“跑向法国巴黎：向奥林匹克精神致敬”活动。

《奥林匹克文化长卷》的每一次全球推出，都是一次文明的融合性国际表达。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Ⅱ》序言中写道，《文明》杂志正在与国际奥委会共同完成“通过体育运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伟大使命。奥林匹克，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通过《文明》的创造与传播，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

这一系列实践的深层逻辑是一致的：以中国文化的话语资源重新阐释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运动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中国没有把自己仅仅定位为“规则执行者”，而是成为“文化再阐释者”。“规则执行者”是指在既定框架内完成规定动作，其贡献是操作性的——办好比赛、做好服务、遵守规范。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不改变框架本身的意义结构。“文化再阐释者”则进入框架的意义内核，用另一种文明的思想资源去激活框架中被遮蔽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概念——卓越、友谊、尊重——在西方语境中带有强烈的竞争个人主义色彩。而《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以中国美学中的“和合”重新组织这些概念的叙事关系：卓越不是对别人的超越，而是对自我的完成；友谊不是竞争之后的补充，而是竞争之所以有意义的前提；尊重不是对强者的承认，而是对每一个参与者人性尊严的确认。这不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替代，而是对它的扩容。

（二）《文明长卷Ⅰ》：以中国文化资源阐释人类文明逻辑

这里所说的“长卷”，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横向展开的连续呈现形式，观者须徐徐展卷，不同场景、不同时间的人物和景观可以同时并置、依次呈现，这种空间结构天然地允许多个视点共存，而非强制一个中心视角。

2025年6月10日，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由中央部署、中宣部和外交部会同联合国推动的首部人类文明标识体系大型视觉作品《文明长卷Ⅰ》（全称“《文明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Ⅰ”），于当地时间6月9日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全球联合国相关机构所在地七地同步全球首发并展览。

这部以习近平主席“2014《文明宣言》”和“2023《全球文明倡议》”为核心思想文本的文明长卷，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及中国书法艺术重现，第一次具象地呈现出人类文明标识体系，将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创造的文明精华汇成一体，展示多元共生的人类文明全景画面。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对话并非可有可无，它对于建立理解和信任的桥梁至关重要。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在出席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时强调，对话不是一种抽象的善意姿态，而是一种战略需要。

与《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不同，《文明长卷Ⅰ》更具主动性。它的目标已不限于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证明自己，而是尝试运用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如“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大道之行”，来阐释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在联合国总部这样的国际场域，把由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国的195个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区域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通过《文明宣言》和《全球文明倡议》作为思想纽带，融合成《文明长卷Ⅰ》的形式面向国际社会进行整体系统性呈现，《文明长卷Ⅰ》在联合国多平台全球首发和展览，其象征意义远非实际展览效果所能覆盖。它传递的信号是：中国文化不仅是地域性文明形态，而且具有面向全人类的阐释力。这已经超越了平视的范畴，进入一种整体性文明视野——不是俯视他者，而是从文明演进的整体高度审视人类的共同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这一题名本身就说明：《文明长卷Ⅰ》所呈现的，不只是文明的“多样并置”，更是文明的“命运整合”。当不同文明的精华被汇成一卷，它所表达的深层含义是：这些文明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人类命运的整体美好图景。

《文明长卷Ⅰ》的全球发布，与中国“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国家战略部署形成了深层呼应。构建文明标识体系，不是为了自我确证，也不是为了在人类文明图谱中为中华文明争得一个更显眼的位置，而是在其中为中华文明找到一个不可替代、又能与他者共生的位置。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既是文明主体性的具象化，也是文明对话的起点——没有清晰的自我标识，对话可能沦为无主体的混响；但标识若走向封闭，对话也会退化为自说自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长卷Ⅰ》所呈现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更是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的开放性标识。

（三）从微观到宏观的全方位实践

知行合一的实践，在不同层面上展开。个体层面的日常化实践，让文明交流互鉴从理念变为生活习惯；区域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让文明交流互鉴从价值共识变为合作行动；全球制度层面的整合，让文明交流互鉴从对话机制变为治理框架。三个层面构成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实践链条。

（四）文明观的个体日常化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世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发起“新时代文明工程餐桌革命”，倡导“一分二公三自带”，将宏大的文明理念转化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健康生活方式。2022年11月25日，首届“天坛文明对话暨世界文明与奥林匹克论坛”在京举办，主题为“奥林匹克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论坛致贺信，提出“体育运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国际奥委会的最核心理念”。论坛围绕“世界文明、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文化”“现代世界、现代中国与现代奥林匹克文化”“未来世界、未来中国与现代奥林匹克文化”三个议题展开探讨。选择奥林匹克作为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载体，是一种精心的设计：体育精神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有着天然的共鸣。

这些实践说明：文明交流互鉴不只是在会议室里和展览厅里发生的，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个习惯改变，可以是一场体育论坛上的对话，可以是年轻人在网络上的一次跨文化参与，也可以是世界各国青年通过网络手拉手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文明长卷Ⅰ》。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知行合一”，就在于它既能在联合国讲坛上发声，也能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生根。

（五）“一带一路”：区域实践场域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根植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却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合作框架。它所倡导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尤其是“民心相通”，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开辟了广阔空间。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文明交流互鉴不只是在观念层面发生的，更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具体项目中发生的。不同文明背景的人在共同的建设、贸易、学习和旅行中，形成了最真实、最日常的交流互鉴。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代表参加，成为文明对话从双边走向多边的重要平台。它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也为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土壤。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整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化，是“知行合一”在制度层面的实践，它体现的不仅是“交流”，更是“整合”；不仅是“对话”，更是“一致行动”。

如前所述，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此后相继被写入安理会决议、人权理事会决议和联大决议。这一制度化进程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只是中国的理念，而是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种全球治理的框架性概念。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推动的文明对话正在超越“文化领域”的边界，进入联合国“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三大核心支柱的交汇地带，形成一种“文明＋”的整合逻辑。

在和平安全层面，“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意味着联合国正式承认文明间的误解与隔阂是冲突的结构性根源之一。预防性外交的传统路径侧重于政治谈判和军事部署，而文明对话的纳入则提供了一种冲突预防的社会文化维度。

在可持续发展层面，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在人类面向未来发展中形成战略呼应。文明对话为发展合作提供“民心相通”的社会基础；发展合作反过来又为文明对话提供物质载体。

在人权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制度意义。它实质是在西方个人主义人权话语之外，提供了一种基于文明多样性的人权实现路径。

在实践层面，这一“整合”逻辑体现在多个维度。

安全领域，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发展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求对接，推动“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生态领域，中国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将“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国家战略。

公共卫生领域，新冠疫情中，中国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践行“生命至上”的共同体伦理。

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已不限于简单的“交流”，而是体现为深度的“整合”，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安全关切、生态责任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形成一致行动。

六、“内生外化”与“文明为帆”：生成逻辑

回望这25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内生外化、知行合一、文明为帆”。这十二个字，既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内在品格，也是理解其生成逻辑的分析工具。

而贯穿这十二个字的更深层红线，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机制。它解释了为什么“内生”有根——因为五千年交流互鉴的文明实践已沉淀为中华文明的基因；为什么“外化”有力——因为这一机制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能够转化为国际制度；为什么“知行”能合——因为动力机制的揭示本身就来自实践，又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充实；为什么“文明”能为帆——因为交流互鉴的动力，正是文明之舟前进的风力。十二个字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动力机制在生成逻辑、实践品格和战略表达三个层面的展开。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厘清“内生外化”与“知行合一”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关系。它们并非同义反复，而是各有分工：“内生外化”描述的是文明观的生成逻辑——它从哪里来，如何从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中生长出来，又通过何种路径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知行合一”描述的是文明观的实践品格——理念与实践相互检验、相互充实。简单地说，“内生外化”回答的是“这个文明观是如何生成的”，“知行合一”回答的是“这个文明观是如何被实践的”。前者看路径，后者看方式。而“文明为帆”则是两者的汇聚点：它既是内生的文明资源向外转化的结果，也是知与行在实践中统一的表达。“文明为帆”朝向的彼岸，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内生：文明观的中国根脉

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不是对西方话语的应激反应，也不是外交修辞的策略性构造。它是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自立精神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和而不同”是它的哲学基底，“协和万邦”是它的政治理想，“天下大同”是它的终极关怀。

无论是《文明宣言》对“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的精辟概括，还是“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所揭示的人类进步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的“四个共同倡导”，都可以在中华文明的元典中找到精神的根脉。这种深厚的内生性，使得中国提出的文明观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笃定与从容。其深层实质就是文化自立——一种文明在确认自身主体性之后，才有可能以平等的姿态参与文明对话，而不是在仰视中迷失或在俯视中膨胀。

（二）外化：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化路径

“外化”，是将内在的价值追求一步步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过程。这条路径清晰可见。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文明宣言》，确立理念内核。

2015年，《文明宣言》获国际社会普遍赞赏，首个《文明宣言》国际传播读本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将文明相关的价值观深度融入全球治理议程，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主动设置文明相关议题；中欧文明对话会在雅典举行，《中美人文交流》特刊出版，文明对话开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向区域多边机制延伸。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三个超越”，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开始系统性国际传播。

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提出，文明观从“怎么看”升级为“怎么办”；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

2024年，联合国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完成国际制度转化；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

2025年，《文明长卷Ⅰ》在联合国总部全球首发，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在联合国平台获得具象化的视觉表达；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部署“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和“举办全球文明对话大会”，将文明议题纳入国家战略层面。

这条时间线，构成了“内生外化”的完整链条。从提出理念到搭建平台，从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到联合国多平台展览并发布《文明长卷Ⅰ》，每一步都扎实而坚定。

（三）“文明为帆”的分析功能

“文明为帆”，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最具诗意的表达，也是最具现实感的战略选择。这里的“帆”并非修辞装饰，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分析功能的概念。帆本身不是能量源，而是把风这种外部自然力量转化为航船前进动力的装置。“文明”为帆，意味着文明不是目的地，也不是单纯的资源，而是一种把不同力量转化为共同前进动力的机制。文明对话之所以能成为“帆”，是因为它能把文明间的差异从潜在的摩擦点转化为相互启发的动力源。而“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这艘航船标定了方向。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惊涛骇浪中，中国选择以“文明”为风帆，为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指引航向。而“共同体为岸”，则进一步明确：文明对话不是无止境的漂流，而是朝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不同文明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地基上，形成命运与共、行动一致的文明共同体。

以文明为帆，首先意味着中国不把国际关系仅仅看作利益的博弈和权力的角逐，而是看到更深层的文明维度。它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信念：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对话实现相互理解、相互成就，而非必然陷入冲突与对抗。由此，中国追求的不仅是自身的发展，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这一“岸”不是某一个文明的“彼岸”，而是所有文明共同的“此岸”。它不是中国为世界设定的终点，而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没有哪个文明可以独善其身。气候危机不分国界，疫情传播不分人种，人工智能风险不分制度。当共同的挑战成为文明之间最深刻的“共同性”时，命运共同体就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生存的最低要求。

七、结论

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四分之一世纪的文明对话主线：从2001年中国作为全球文明对话的积极“参与者”，到2014年以《文明宣言》成为具有思想原创力的重要“贡献者”，再到2023年以《全球文明倡议》和倡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成为主动引领议程的“塑造者”。

中国角色的这一历史跃迁，不是自我加冕，而是在与世界的深度互动中自然形成的历史进程。这种跃迁的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强大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文明也不只有一种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选择。

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过程。它的理论潜力尚未完全展开。面向未来五年、十年，这一文明观至少存在三个明确的生长方向。

第一个生长方向：从“文明对话”到“文明对话的全球治理功能”的系统理论化。本文提出的“文明＋”整合逻辑——文明对话进入联合国“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三大核心支柱的交汇地带——目前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它的理论潜力远未穷尽。未来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文明对话在冲突预防中究竟如何发挥制度性作用？文明共识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中的行动合力？这些问题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和文明研究三大领域的交叉，具有广阔的理论开掘空间。

第二个生长方向：从“长卷”到“长卷文明观”的美学与哲学建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系列和《文明长卷Ⅰ》的实践已经证明，“长卷”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明观的视觉表达。它所呈现的世界，不是线性进步的阶梯，而是多点共生、彼此辉映的文明图景。这一实践背后，潜藏着一个尚未被充分展开的理论命题：一种基于中国美学形式的全球文明叙事理论，可以称之为“长卷文明观”。这种形式本身传递着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关系的暗示：文明之间不必分高下，也无须排次序，它们可以同时存在、相互映照。当我们换个形式“看”文明，或许也意味着换个方式“想”文明。长卷系列的实践，从美学层面打开了一条重新思考文明叙事的路径。

第三个生长方向：从“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文明对话机制群”的制度深化。目前“文明对话国际日”还是一个年度性的纪念机制，其制度化程度尚有提升空间。最直接、最具战略分量的制度抓手，是“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的“全球文明对话大会”。如果说“文明对话国际日”使文明对话获得了联合国的年度节律，那么“全球文明对话大会”则有望使文明对话获得一个由中国召集、全球参与的常态化高峰平台。它的意义不亚于从“理念传播”到“议程主导”的又一次跃迁。在此基础上，未来可以探索的方向还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常态化的文明对话理事会机制；推动文明对话与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人权理事会的制度性联动；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覆盖不同文明区域的对话网络。从“纪念日”走向“机制群”，是文明对话从理念走向深度制度化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这一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未来承载者，是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平视一代”。这一群体成长于中国国力上升期，没有“西方等于先进”的先验认知，是天生的“平视者”。这既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课题。

平视的成熟形态，不是“不仰视、不俯视”的静态平衡，而是“向一切文明保持开放”的动态能力。对于“平视一代”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克服仰视，而在于警惕平视的异化。平视一旦从“平等的姿态”退化为“对等的冷漠”——我不仰视你，但也不再认真看你——它就失去了文明对话的能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平视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滑向一种新的封闭：当“西方不再是标准”被过度引申为“不需要向任何文明学习”时，平视就从开放的起点变成了封闭的借口。

因此，面向“平视一代”的文明观教育，核心不是教他们“如何平视”，这已经是他们的代际本能，而是教他们“如何在平视中保持好奇和谦逊”。父辈的挑战是“在仰视中寻找自信”，他们的挑战是“在平视中保持开放”。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它将如何“看”世界？

百年嬗变的逻辑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既不愿再做仰视的学生，也不愿成为俯视的主人，它更希望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同行者，进而推动构建一个命运与共、行动一致的文明共同体。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姿态，而是一种具有深层文明自觉的选择：正如《文明》杂志创刊以来始终秉持的宗旨：“看文明、知中国、走世界”。因为中国自身的近代史已经证明：无论是被别人俯视，还是俯视别人，最终都无法创造持久的和平与发展。只有在平等、交流和互鉴的基础上，不同文明才可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人工智能治理等人类共同挑战。

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是一段从“找回自己”到“贡献世界”的历程。它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中国文明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让不同文明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地基上，各自繁荣，又彼此照亮，进而形成命运与共、行动一致的文明共同体。

这篇文章如果有一个最核心的启示，那就是：中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不仅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念，更在于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机制——“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揭示，如同自然科学史上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使人类文明从自然演进走向自觉共建。它不是“文明对话”的简单倡导，而是对人类发展进步根本规律的自觉把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也许是中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重要的思想贡献：它并非另一种“崛起”的叙事，而是一种关于“共生”的新想象；不只是“各美其美”的相互欣赏，更是“美美与共”的命运整合。而这种“共生”之所以可能，根本依据就在于：交流互鉴不是文明之间的外在选择，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从理论命题走向更加丰富的实践检验阶段。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历程已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更是对人类文明如何共生共进这一根本问题的系统性回答。这个回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生长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向所有文明开放的；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宣示，而是经得起国际制度检验和全球共识审视的。

面向即将展开的新阶段，这一理论体系仍将随着实践而不断丰富——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机制”的精细阐释，到“文明对话的全球治理功能”的系统建构，从“长卷文明观”的哲学深化，到“文明对话机制群”的制度完善，一个更加成熟的中国文明理论体系正在孕育之中。

从实践到概念，从传统到工具，从制度到验证，从共识到说服力——这条道路所昭示的，不仅是一种文明观的形成，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生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八、延伸讨论：方法论启示

上述分析已经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形成历程的梳理和总结。在结论之后单列这一部分，意在讨论一个超越文明领域本身的问题：这段历程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什么。它并非前文的自然延续，而是一种视角的转换——从“呈现一个理论如何形成”，转向“追问这种形成方式能否被复制”。

（一）从实践中生成概念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长期面临的一个结构性困境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而理论往往依赖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实践。其结果是，中国经验被翻译成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无法生成具有自主性的理论表达。

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提供了一条反向路径。它并未从“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互鉴论”等既有理论出发来设计中国的文明实践，而是从中国25年的文明对话实践出发，逐步生成“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自主性的概念工具。其中最具原创性、最具理论分量的成果，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动力机制”的揭示——它把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动力机制。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案例。“内生外化、知行合一、文明为帆”这十二个字的提炼，正是这一“从实践到概念”过程的集中体现。

这一路径的普遍意义在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优先从中国最具有丰富实践积累的领域切入。文明对话、全球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生态文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领域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一手经验和最完整的制度记录，最有可能率先形成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理论。

（二）从传统中激活工具

如前所述，“内生外化”“知行合一”“文明为帆”三个概念均非从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箱中直接借用，而是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概念资源中激活并赋予现代分析功能。这一做法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示范。它证明了中华文明元典中的核心概念——如“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知行合一”“内生外化”——经过系统的现代转化，完全可以成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

这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根本意义。长期以来，“自主”的困境不在于“不愿自主”，而在于“不知如何自主”——缺乏从自身传统中生成现代分析工具的方法论路径。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从传统中提取概念，在当代实践中赋予其分析功能，在国际制度转化中验证其解释力。

（三）从制度转化中验证理论

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它能否从学术话语转化为制度实践。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形成过程，恰好提供了一个“从理念到制度”的完整验证链条：

《文明宣言》提出理念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进入联合国大会表述→《全球文明倡议》形成行动框架→“文明对话国际日”完成联合国制度转化→“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进入国家治理制度层面→“十五五”规划将文明议题纳入国家战略。

这条链条的每一步，都不是停留在论文和研讨会中的学术讨论，而是转化为具有制度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国家政策。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一种理论的成熟度，不仅取决于它的逻辑自洽性，更取决于它的制度转化能力。

（四）从全球共识中确认说服力

中国理论的国际说服力，最终要经受国际社会的检验。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核心主张——文明对话、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25年的持续推动，已经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国际共识。

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83个国家参加联署；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秘书长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在正式场合对中国推动文明对话的努力给予明确肯定。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理论的国际说服力，不是通过自我宣示获得的，而是通过持续的制度性实践和国际社会的自主认同获得的。

这一经验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启示在于：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不是“说得更响”，而是“做得更实、制度嵌入更深、共识积累更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不仅是政策部署，更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理论要求：中国理论的说服力，不能依赖修辞的感染力，而必须建立在制度嵌入的深度和国际认同的厚度之上。这正是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25年实践所验证的道路。

本文刊登于《文明》2026.09-11月刊

来源：文明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