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澳门学：一门“慢煮的茶”式学问

吴志良

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浪潮中，澳门学正从学界的案头之论，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然而，当人们谈论澳门学时，常常会问：这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它与其他区域研究有何不同？它的学术内核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一个比喻说起。我曾在一篇访谈中，将澳门比作“慢煮的茶”——葡萄牙的咖啡香未能掩盖龙井的清冽，不同的文化在澳门经历了漫长的交融，最终沉淀出一种独特的复合结构。澳门学，正是对这种复合结构的系统研究，是解读澳门数百年文明对话经验的一把钥匙。

澳门学并非凭空而来。1980年代，当澳门临近回归、未来走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一批澳门学者意识到，要准确把握澳门的现在、科学预见澳门的未来，必须首先摸清它的历史脉络。澳门学由此萌生。最初的动因极其朴素：澳门到底是什么？它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回归后应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构成了澳门学诞生的现实关怀。

从那时起，澳门学经历了一个从概念讨论到学科建设、从学者自发研究到有组织知识生产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和《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发布以来，澳门学作为构建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核心抓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那么，澳门学的学术内涵究竟是什么？

首先，澳门学是一门关于澳门的综合性学科。它不同于传统的澳门研究——后者往往分散在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各自为政，缺乏统合。澳门学则强调将这些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以澳门整体为对象，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揭示澳门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如《澳门学引论》中所言：“澳门学是澳门研究的核心。”这意味着，澳门学不是对澳门研究的替代，而是对澳门研究的升华——它要把分散的“澳门知识”提升为系统的“澳门学问”。

其次，澳门学倡导一种方法论的转向，也称之为“本体转向”。长期以来，关于澳门的研究多聚焦于中葡关系史，将澳门视为中西交流的“窗口”或“桥梁”。这种视角固然重要，但容易使澳门沦为他者叙事中的配角。澳门学的“本体转向”，就是要把研究的主体从“中葡关系史”转向“澳门内部社会的演变”。我们要问的是：澳门本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澳门居民的生活世界是怎样的？澳门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只有这样，澳门才能从“被解释的对象”转变为“主动解释的主体”，澳门学才能真正建立自主的学术体系。

澳门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非其他区域研究的简单翻版，是因为它具备三个独特的理论支点。

第一，它是跨文化对话的知识范式。 四百余年来，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形成了一种以粤港澳基层社会为基础、以中西民俗信仰并存为表征的复合结构。这种结构既非简单的文化叠加，也非冲突对抗，而是一种深度的“共存共生”。这种经验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澳门学正是要从这种独特的经验中提炼出解释框架，为全球跨文化研究提供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与冲突论的替代性叙事。

第二，它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升华。 作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先行示范区，澳门在回归后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共治。澳门学立足于本土治理经验，系统梳理了中西法律融合、社团社会运作、多元族群整合等机制。它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在国家主权框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提炼为具有学理深度的知识体系。这种从具体实践中生长出的“中国方案”，不仅服务于澳门，更可以贡献于国家。

第三，它是“以中释西”的话语创新平台。 长期以来，关于中西关系的研究多受制于西方理论的话语主导。澳门凭借其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与完整的中葡文献档案，具备从中国视角重构早期全球化史、翻译史与科技交流史的潜力。通过发掘澳门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制度转型中的节点作用，澳门学能够将中国经验从被动的“被解释对象”转变为主动的解释主体，助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打破西方学术的话语锁定。

澳门学不仅关乎过去，更指向未来。我曾多次引用葡萄牙学者Alfredo Dias的观点，将澳门称为人类文明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漫长的历史中相遇、对话、共存，形成了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今天的世界尤其宝贵——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澳门学所揭示的“共存共生”智慧，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我也提出，澳门应该从“文明实验室”升级为“文明转换器”。实验室更多是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而转换器则是主动参与和创造的主体。澳门不应只是历史的标本，更应成为文明互鉴的“活性酶”。这就要求澳门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力量。

何为澳门学？它是对澳门数百年文明对话经验的系统研究，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理论升华，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一个独特的“微型实验室”。但更重要的是，澳门学是一门“有用之学”——它从现实关怀中走来，最终要回到现实中去，服务于澳门的发展、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服务于人类文明互鉴的时代命题。

（原载：大公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