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丨拐点之城遵义

遵义是著名的“转折之城”，因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而载入史册。其实，这座城市的命运里，山河迂回、治理迭代、文脉兴替、时代更新……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拐点”，连绵不绝。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以“拐点之城”的视角重新读懂遵义。“转折”是其中分量最重要的时代高光，而“拐点”，是一套相对成熟的观察思维框架，更能容纳包括地理禀赋、历史沿革、制度变迁、文化演进等在内的层层叠叠的变与不变。

01始于地理，因拐奠基

旧地重游，如遇老友，似曾相识，也不乏新意。遵义就是这样，时隔十三年，我再度到访，一样的阴雨绵绵，一样的青翠欲滴，不一样的是时光带来的笃定与从容。

晨间，与友人沿着湘江河散步，抬眼是娄山山脉的蜿蜒起伏，脚下是河道的曲折慢行。“拐点之城”的概念不由浮上心头，这个说法，是我此前观察醴陵时采用的一个思维框架。此刻，站在湘江河边，忽然觉得它不只属于醴陵这座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亦养一座城。一座城的格局与气象，最早是由山河定义的。今天遵义的诸多历史拐点、人文拐点、发展拐点，其根脉，都埋藏在黔北独有的山水形态之中。

山，是大娄山，是遵义的“父亲山”。大娄山脉又称娄山，横亘千里，阻断南北，既是贵州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山，更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在遵义境内，大娄山脉拥有娄山关、金顶山、箐坝大山等标志性地貌。

娄山关尤以“川黔锁钥”著称，千峰万仞，重峦叠嶂，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更因红军在此取得大捷而声名远播。

自古至今，娄山关扼守要冲，使得遵义成为西南交通、军事、商贸的重要枢纽。这里是中原入黔的第一站，也是西南贯通巴蜀、辐射全国的门户。

娄山高，云雾多，日照少。山之东南，多雨湿润，山之西部，温高雨少，尤以赤水河谷地形闭塞，这也是赤水河两岸酒厂林立、品牌密集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是湘江河，古称穆家川，是遵义的“母亲河”，是这座城市最典型的“拐点意象”。湘江河发源于大娄山金顶山南麓，自西北向东南，九曲回环；喇叭河、高坪河交汇后贯穿遵义老城，继而汇入乌江，最终奔赴长江。

摊开地图可以看到，不同于北方平原地区江河的坦荡辽阔，湘江河全程多弯、曲折前行。古人顺水而行，逐水而居，遵义老城的城市格局，就在湘江河的曲折蜿蜒中一一摊开。山之折、水之拐，构成遵义最原始的地理禀赋。

与娄山关、湘江河遥相呼应，赤水河在仁怀、习水境内多次大幅拐弯，山水环抱，这种相对封闭而完整的生态系统，成就了遵义独特的产业禀赋。沿着赤水河两岸行走，放眼望去，白酒企业密集分布，大都将自然地理禀赋作为“秘诀”之一。

山水之拐，塑造了遵义独有的城市性格：遇阻不滞、逢困善转、迂回有度。山水埋下转折的伏笔，真正改写城市命运的，是一次次镌刻进史册的历史拐点。

02溯于历史，以拐审视

遵义因一场会议而名闻天下，这场会议有多重要？

走在遵义古城街头，“伟大转折”“转折之城”“大转折”的字眼随处可见，“拐点特质”也已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脉中。

在遵义，这场会议是和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攻占遵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又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参加微博党委“寻迹·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书写创作活动走进遵义，“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也在谱系之列。

期间，适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涉及遵义会议如是表述：“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举行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获得新的生命，一路闯关夺隘并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最终取得长征胜利。”

贵州遵义干部学院的龙重潭在交流时认为，从百年视野来看，三个历史决议均凸显遵义会议的重要性。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认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指出：“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多次出现“转折”及相关表述，分别指向遵义会议之“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会见毛泽东时盛赞他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认为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伟大战役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个“得意之笔”堪称奇迹，红军以赤水河的蜿蜒河道为战场，灵活穿插、声东击西，在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穿梭突围。

十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参加财经奖学金项目学习，其中一门课程《困境中的决策与领导》，设有“四渡赤水现地教学”。我们师生一行，出北京，经重庆，赴遵义，在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重温行军路线之曲折。危急关头如何科学决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经典案例，其思想精髓，至今仍可为当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世人皆叹“四渡赤水”之精妙，本质上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对“拐”字的极致运用——审时度势，从实求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更是将这种“拐点”寓意体现得淋漓尽致。

03成于治理，借拐升级

一座遵义城，古今多少事。与一些游客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千里奔赴“红色圣地”遵义，却容易在“转折之城”的光芒下，忽略这座城市深藏的千年治理拐点：从土司割据到王朝统合，从边疆蛮荒到科教崛起，文脉由隐而显，遵义由此一举成为历史人文名城。

其一，“改土归流”启幕。坐落于遵义龙岩山的海龙屯，是贵州首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土司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自秦汉以来，包括遵义（古称播州）在内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一直奉行“以夷制夷”的治理策略。疆土交给土官来统治，岁岁向朝廷称臣纳贡。期间，遵义杨氏土司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始建龙岩囤（今海龙屯），并逐步扩建。海龙屯不仅是播州杨氏的军事核心，也是西南土司制度现存最完整的山地城堡。

转变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军围攻海龙屯，经数十日激战破屯，平播之役后，朝廷废土司、设流官，军政之职由中央任免、异地调任。存续七百多年的杨姓土司统治就此落幕，成为明代“改土归流”的重要节点。这场变局，绝非简单的战事胜负，而是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性拐点。

其二，“沙滩文化”崛起。黔北文脉有两个重要节点：源头是“汉三贤”——舍人、盛览、尹珍，于蛮荒之域启教化、传经义；高峰是“清三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也被后世称作沙滩三贤、黔北三贤、西南三儒，一脉相承，由边陲之学走向全国。

在遵义市博物馆观展，更能体会：在此之前，贵州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地处边陲，声名不显，“沙滩文化”异军突起之后，经学、史学、文学、书法百花齐放，郑珍的经学考据、莫友芝的文献研究、黎庶昌的散文创作，让黔北文化成为西南文脉高地，并在全国学界产生影响。

其三，“浙大西迁”落地。上世纪四十年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竺可桢率领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千里西迁，又称“文军长征”，1937年11月自杭州启行，先后落脚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1938年迁广西宜山，1940年入黔，以遵义为校本部，分设湄潭、永兴分部，在黔北坚持办学至1946年复员东归，扎根遵义湄潭等地前后办学七年左右。在物资匮乏、条件简陋的山城，浙大师生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才，造就了中国近代科教史上著名的“湄潭时期”。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场西迁将现代科学精神、高等教育体系、开放治学理念完整植入遵义。

改土归流重塑边疆治理格局，沙滩文化厚植黔北文脉，浙大西迁播撒科教火种，层层积淀，为遵义后来的发展埋下深远伏笔。

04归于肌理，由拐破局

在贵州，常听到“贵酒贵茶敬贵人”的说法。谈及“贵酒”，绕不开遵义。 名酒之外，遵义还有更大的棋局，产业、生态、生活等多重肌理正在展开。

遵义的发展拐点，首先是产业的迭代升级。

长期以来，外界对遵义常有两个印象，一个是“红色圣地”，一个是“白酒之都”。红色文化是遵义的精神内核，却远非全部。依托赤水河独特的生态禀赋，以茅台、珍酒为代表的白酒产业，早已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赤水河的山水拐点，已然转化为无可替代的产业优势。

在珍酒石子铺厂区走访时发现，近年来快速崛起的珍酒，同样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拐点”故事。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提出“万吨茅台”的设想。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西北、东北等盛产高粱的地区开始易地实验。1973年周总理亲自调度，随后方毅副总理主抓落实，选厂址、看工地、搞建设，1975年，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厂在遵义北郊石子铺成立，历经十年试制，1985年通过国家级鉴定，1986年方毅题词“酒中珍品”，“珍酒”由此得名。

1975年是起点之拐，1985年是验证之拐，1986年是命名之拐，三个时间节点本身就构成一个小型的“拐点叙事”。而茅台酒易地试验，也可视作酱香白酒、乃至白酒产业化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无独有偶，我在担任醴陵城市观察员时发现，珍酒李渡集团董事长吴向东就是醴陵人。或许正因这层缘分，遵义珍酒与醴陵瓷器多了一层合作机缘，也让两座“拐点之城”有了更密切的关联。

一条赤水河，孕育的不止一个名酒品牌，更形成层次丰富的酱香产业矩阵，共同托举起遵义的白酒产业。

当然，不止于白酒，如今的遵义，正在逐步打破传统产业依赖，全力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特色农业、康养文旅等新兴产业。

遵义的另一个发展拐点，是湘江河的生态拐点。据《贵州日报》报道，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后，遵义将湘江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全市水环境治理“头号工程”，一河一策、一河一档，打响了湘江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坚战。

遵义的“肌理”，既在产业，也在生态，更在人的日常生活。漫步在湘江河边，虽已带几分寒意，仍有游泳者入水。河面上，不远处，河道保洁员驾着作业船只巡回打捞漂浮物。

十三年间，感触更深的，是城市格局的成长与突破。从遵义到贵阳的高铁上，邻座乘客家在遵义，周一到周五在贵阳工作，周末回家，典型的“双城记”节奏。高铁约四十分钟，一小时车程内，交通之便使遵义得以跳出“黔北一隅”，迈向区域枢纽。

在西南腹地的城市中，遵义，是一座被“拐点”定义的城市。其成长史，是一部以拐破局的演进史。

就城市而言，所有的发展，终究是始于地理，成于治理，归于肌理。

所谓“拐点”，蕴含的不是坐等好运降临，而是顺势而生、绝境重生的变革逻辑。一如湘江河之水，遇群山阻隔，不做硬碰硬的冲撞，而是迂回曲折，一路奔涌向江海。

作者系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