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学：“文化澳门”建设的理论基石

吴志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赋予澳门“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2024年，澳门特区政府更将“文化澳门”列为四大施政目标之一。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也是一个艰巨的命题。

愿景需要理论的支撑，命题需要学理的根基。当“文化澳门”从口号走向实践，当“交流合作基地”从蓝图走向落地，人们不禁追问：澳门凭什么？它的独特性何在？它的价值根基是什么？它的经验能否被提炼为可推广的方法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的不是零散的史实整理，也不是应景的政策解读，而是一套系统的、有解释力的、有生命力的学问。这套学问，就是“澳门学”。

2026年，恰逢澳门学倡议提出四十周年。四十年后回望，我们更能看清这门学问的来路与去向及其对今日“文化澳门”建设的根本意义。

澳门学四十年：从倡议到学科

1986年，陈树荣、黄汉强等学者首次提出“澳门学”的概念，倡导将澳门研究从零散的史料整理提升为系统的学科建构。这是澳门学的起点——一个地方性知识的学术自觉。彼时的澳门，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历史叙事长期被殖民视角所支配。“澳门学”的倡议，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觉醒：澳门的历史不应只由外人来书写，澳门人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这一倡议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显得孤独而超前，但为后来者埋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

1994年，我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澳门总览》发行仪式上，以“旧话重提澳门学”为题致词，重新激活了“澳门学”这一议题。那时，澳门即将回归，如何从学术上确立澳门的文化身份、如何将澳门研究从了殖民叙事中解放出来，成为迫切的时代课题。这次发言，不是重复前贤，而是接续倡议，将澳门学从单纯的学术构想提升为澳门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理论工程。澳门学不应只是关于澳门的知识积累，而应成为理解澳门何以成为澳门的方法论自觉。这一判断，成为了澳门学后来发展的基调。

2010年，首届澳门学国际研讨会在澳门举办，可以视作澳门学学科建设的开始。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内地、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第一次以“澳门学”为旗帜，系统性地讨论了澳门研究的对象、方法、边界和意义。过去二十余年，澳门学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澳门编年史》梳理了澳门四百余年的历史脉络，《澳门史新编》整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等文献整理工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澳门基金会持续组织和资助澳门学研究项目，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高校设立了专门的澳门研究机构，开课程，办杂志。从个人倡议到学科建制，从史料整理到理论建构——澳门学已初步成为一门有根基、有队伍、有成果的学科。

然而，澳门学的意义远不止于学科自身，从一开始就承担着一个更宏大的使命：为澳门这座城市寻找安身立命的学理根基。当澳门回归祖国，当“一国两制”从构想变为现实，澳门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澳门贡献什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澳门扮演什么角色？澳门学的回答是：澳门贡献的是一种文明共处的智慧，澳门扮演的是文明对话的平台。这一回答，正是今日“文化澳门”建设的理论先声。

澳门学的核心命题：凭什么

澳门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澳门凭什么”。一座面积不足33平方公里的小城，既非政治中心，也非经济重镇，为何能在四百年间持续吸引世界的目光？为何能成为中西文明对话的枢纽？为何能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保持独特的生命力？为何在回归祖国后依然能保持文化的多元与核心价值观的活力？

澳门学给出的答案是：澳门凭的是它作为“文明转换器”的独特功能。它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汇地”——世界上有许多港口城市都曾是文化交汇地，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马六甲、长崎，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过文明交汇的角色。但澳门的不同在于，它不只是让不同的文化“遇见”，而是让不同的文化“对话”；不只是让不同的文明“并存”，而是让不同的文明“共生”。遇见是偶然的，并存是静态的，而对话与共生则需要一套复杂的机制来支撑。

这种功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制度设计、空间实践和日常生活共同支撑的。中华文明根基奠定了精神底色，议事会的自治传统提供了制度空间——澳门葡人社会在近两百年间实行议事会自治，与葡萄牙王室和明清政府保持着双重效忠的微妙平衡，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治实践，为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政治保障。圣保禄学院提供了知识基础设施——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不仅培养传教士，更成为语言学习、经典翻译、知识生产的基地，让文明对话从口头交流升级为系统性的知识工程。“华洋杂处”的城市格局提供了社会土壤——妈阁庙与教堂相邻，中式骑楼与葡式建筑比肩，华人街区与葡人街区交错，这种空间上的“并置语法”让不同文明在日常生活层面持续互动。土生葡人的家庭提供了日常实践——在同一个家庭里，春节与圣诞同庆，筷子与刀叉并用，粤语与葡语交织，这种家庭层面的双文化实践，让文明共生不再是抽象理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经验。

澳门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看似零散的历史经验，提炼为系统的、可被理解、可被借鉴的文明对话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并置、转译、弹性。并置，意味着不同文明不必融合，而是各自保持完整、彼此相邻；转译，意味着不是字对字的翻译，而是在两种“语法”之间重新编织意义的通道；弹性，意味着认同可以是多层次的、不必非此即彼。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澳门对“文明如何共处”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独特回答。

澳门学如何支撑“文化澳门”

当“文化澳门”成为施政目标，澳门学的理论支撑作用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提供历史合法性。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一定位，不是凭空构想，而是对澳门四百年历史的准确概括。研究证明，中华文化始终是澳门社会的主流——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中文是主要语言，儒家伦理是普遍的社会规范，妈祖信仰、关帝崇拜、清明祭祖、中秋团圆，这些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在澳门根深蒂固，从未中断。但同时，葡萄牙文化、东南亚文化、非洲文化、印度文化也在此扎根生长，形成了“主流清晰、多元共存”的独特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澳门学的价值在于，它为“文化澳门”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合法性论证——我们不是在创造新事物，而是在守护和发扬一种早已存在的传统。这种“守护”不是保守，而是对历史智慧的尊重；这种“发扬”不是发明，而是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提供理论工具。 “文化澳门”建设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和“多元文化共存”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避免“主流”变成“同化”、“多元”变成“碎片”？这不是澳门独有的难题，而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多元社会共同面对的困境。澳门学四十年积累的理论工具——如“并置语法”“弹性认同”“转译而非翻译”“共生而非融合”——为这些难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方案。这些理论工具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概念，而是从澳门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既扎根于澳门的特殊经验，又具有跨语境的解释力和可迁移性。

第三，提供实践经验。 澳门学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其研究对象——澳门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运行了四百多年的“文明共处实验”。土生葡人如何过节？妈祖庙与教堂如何相邻？土生菜如何融合四大洲风味？铅活字如何落地中国？苦力贸易如何在澳门被揭露和终结？中国文人如何在澳门“睁眼看世界”？这些具体的历史经验，为“文化澳门”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库。当众多城市面临多元文化共存问题时，当“一带一路”沿线需要文明对话方案时，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文化软实力支撑时——澳门学积累的实践经验就是澳门可以输出的“公共产品”。这些经验不是教条式的“标准答案”，而是启发式的“参考案例”，它们展示的不是“应该怎么做”，而是“曾经怎么做，效果如何”。

第四，提供批判视角。 澳门学不仅为“文化澳门”提供正面支撑，还承担着批判性反思的功能。澳门的历史并非只有光辉的一面——苦力和鸦片贸易的黑暗和羞耻、殖民时代的权力不对等、族群之间的隐性歧视、回归前华人政治参与的局限，都是澳门历史不可回避的侧面。澳门学的价值在于，以学术的诚实直面这些复杂面向，而不是将澳门简化为一个“多元共融”的浪漫叙事。这种批判性视角对“文化澳门”建设至关重要——只有正视历史的复杂性，才能避免将“多元文化”变成一种自我美化的意识形态，才能让“文化澳门”的建设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历史认知之上。

澳门学与“交流基地”建设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定位的核心在“交流合作”四个字。澳门不能只做一个“展示橱窗”，让别人来看它的多元文化；它需要成为一个“对话平台”，让不同的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合作，并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方案、新的可能性。展示是静态的，对话是动态的；展示是被动的，对话是主动的；展示是单向的，对话是双向的。

这正是澳门学能够提供支撑的地方。“交流合作基地”不是建几座场馆、办几场活动就能建成的。它需要一套“软基础设施”——一套关于如何对话、如何理解、如何共处的知识体系。没有这套知识体系，场馆只是空壳，活动只是仪式，“交流合作”只能停留在表面。澳门学正是这套知识体系的学术化表达。它提供的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可操作的方法论；不是抽象理念，而是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的行动框架。

四十年澳门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证，核心任务是“搞清楚澳门有什么”；中期的理论建构和方法探索，核心任务是“解释澳门为什么”；当下的实践转化和政策应用，核心任务是“澳门能做什么”。今天，澳门学需要进入第四个阶段：从学术研究走向公共产品，将四十年积累的知识资源转化为“文化澳门”建设的具体方案，转化为“交流合作基地”的操作手册，转化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这个阶段的澳门学，不再是学者的书斋事业，而是全社会的知识工程；不再只是研究过去，而是设计未来。

具体而言，澳门学可以在以下领域发挥支撑作用：在教育领域，开发澳门学课程，培养具有跨文明视野的青年人才；在文化产业领域，将澳门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如展览、纪录片、出版物、文创设计；在城市治理领域，将澳门学的共生方法论应用于社区建设、族群关系、文化保育；在对外交流领域，将澳门学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知识资源，用学术语言讲述澳门故事、讲述中国故事。这些领域的实践，将让澳门学从“关于澳门的学问”升级为“为澳门服务的学问”，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升级为“改变世界的工具”。

结语：让澳门学成为文化澳门的灵魂

四十年前，当陈树荣、黄汉强等学者首次提出“澳门学”这个概念时，他们或许没有预见到，这门学问会在四十年后成为澳门城市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1994年“旧话重提”，2010年首届国际研讨会开启学科建设——每一步都踩在澳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一门关于澳门的学问，终究要回答澳门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文化澳门”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理论支撑，需要方法论指导，需要历史经验的滋养。澳门学，正是这一支撑体系的核心。它从澳门的历史经验中提炼方法，又用这些方法反哺澳门的未来建设，是“文化澳门”的灵魂，也是“交流合作基地”的头脑。没有澳门学的支撑，“文化澳门”可能沦为装饰性的文化政策，“交流合作基地”可能沦为空洞的外交辞令。有了澳门学的支撑，“文化澳门”才是有根的文化战略，“交流合作基地”才是有内核的文明工程。

当澳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文化澳门”从愿景走向实践——我们需要重新激活澳门学的想象力，让它不仅解释澳门，更能塑造澳门；不仅研究文明对话，更能设计文明对话。这，才是澳门学四十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也是它对“文化澳门”最根本的贡献。四十年前播下的种子，今天已经长成大树。而它的根，始终扎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它的枝叶，正在伸向更广阔的世界。

（原载：澳门日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